三、深入发展期
    从1950年至1966年是敦煌学的深入发展期。1951年，在原有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展开了对敦煌文物的积极保护和研究工作。同时，原来的那些在敦煌研究领域苦心孤诣的专家学者继续努力耕耘，从而推动了敦煌学的向前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本期的敦煌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发展，涌现了不少敦煌学的名家和名著。
    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期敦煌卷子的整理、刊布取得了突出成就。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1958年）一书，收罗50年代敦煌研究论文257篇，总结、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敦煌四部书的历史和成果。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1960年编行了《敦煌资料》第1辑，收录了敦煌卷子中的户籍、名籍、契约等，各类社会经济文书共140种，附录33种。这是当时收录社会经济文书最广的一次，直接推动了学术界对唐五代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入研究。1962年王重民、刘铭恕编行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把中外敦煌遗书目录汇集一处，对当时北京图书馆藏、斯坦因与伯希和各自劫去的以及散落的敦煌遗书，作出编目，涉及敦煌遗书达22500卷。在当时可称完备，可视为对至此为止敦煌卷子整理工作成果的总结，标志着此方面的工作达到了新水平。
    本期在敦煌艺术研究上，不断深入。对敦煌艺术作了大量的宏观研究，出现了很多影响深远的论著。向达《敦煌艺术概论》（1951年）一文，确定了敦煌艺术的概念，对其受印度的影响、敦煌壁画不同时代的特征、敦煌艺术的价值和影响等问题都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述。金维诺《丰富的想象、卓越的创造--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成就》（1955年）一文，首次从理论高度探讨了莫高窟壁画的艺术成就。常书鸿的《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宿白的《“莫高窟记”跋》等文，全面探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内容、演变。谢稚柳1957年《敦煌艺术叙录》一书，系统探讨了敦煌石窟壁画由北魏至宋的流变及相关史实，以著录的形式详尽记录敦煌二百余窟的内容。潘洁滋《敦煌莫高窟》（1957年）一书，系统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和艺术，为中国第一部敦煌艺术专著。研究者也对敦煌艺术的某一方面作具体研究。塑像上，有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1951年）、金维诺《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谈莫高窟的彩塑》（1956年）等文。阎著首次对莫高窟的结构形式的源流作了说明。任二北1954年刊行《敦煌曲初探》一书，专辟“舞容一得”章，对敦煌舞谱作了全面的分类、归纳，并对其结构、字义也作了考释。阴法鲁《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1951年）一文，则根据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舞蹈资料，探讨了西域音乐的内容、体制，及其传播、影响中原音乐的情况。这些方面的研究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敦煌文学上，本期也有深入发展，大量论著涌现，研究的方法论上更为科学有序。其研究集中在变文和曲子词上。对变文的整理于本期进入新阶段。周绍良1954年刊行的《敦煌变文汇录》校录变文38种，每篇之首说明其内容、出处、卷次。当时是收录变文最多的集子。向达、王重民、王庆菽、周一良、启公、曾毅公1957年编刊的《敦煌变文集》，正是建立在前书基础上，该书基本上把当时已知的国内外变文类作品收罗校勘完备，达187卷，按类编排为78种。在数量、质量上都是当时最完善的，其影响深远。变文研究本期进入多方面研讨阶段。在其渊源上，周叔迦《漫谈变文的起源》（1954年）一文，指出变文源于契经、重颂、偈颂等，提出了变文的外来说。王庆菽1957年《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一文，认为变文酝酿于中土用韵文和散文来叙事抒情的悠久传统中，提出了本土说。冯宇《漫谈〈变文〉的名称形式渊源及影响》（1960年）一文，主张散韵夹杂的赋是变文最早的根源。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1963年）一文，认为变即变化义，来源是古代的赋。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1963年）一文，认为变文即把一种记载改变为另一种体裁文字之义。金维诺《〈祗园记图〉与变文》（1958年）则将变文研究和石窟艺术研究相结合，为研究提供了采用新角度的范例，促进了不同门类间的相互推动。杨公骥在《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1962年）一书中收有《变相、变、变文考论》一文，辨正了变文研究上各家代表观点，指出变文是由变相变得名，是继承本土固有图文结合和韵散相间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被视为对“五四”以来变文研究的总结性之作。敦煌歌辞上，王重民1951年刊行了《敦煌曲子词集》，收录了包括云谣集杂曲子在内的曲子词，为敦煌研究史上第一部详尽的曲子词集。任二北刊行了《敦煌曲初探》（1951年）、《敦煌曲校录》（1955年）两书，首次全面和系统地对敦煌所出唐五代乐曲材料作了整理研究，为敦煌研究提供了交叉研究的典范。
    语言学方面，姜亮夫1955年刊行《敦煌瀛涯韵辑》，其著为旅欧所录敦煌陆氏韵书写卷的结集，从而推动了切韵研究的深入。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1963年）一文，根据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异文别字，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韵母、声调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很多结论至今仍具权威性。在文字方面，蒋礼鸿1959年出版专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本书通过归纳推理的方式，结合历史性考察，对以变文为主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语词作考订和释义，很多语词的考释堪为精当，推动了唐五代语言文学和早期白话词汇的研究。该书后屡经修订、增补，成为阅读敦煌俗文学的必备参考书。徐震谔《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1958年）、胡竹安《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连词》（1961年）等文，也不同程度地探讨了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语词。
    随着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刊布，社会经济的研究本期也趋兴盛。在均田制上，主要有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均田制的几个问题》（1962年）、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情况》（1963年）等论文。寺院经济上，有金毓黻《从榆林窟壁画耕作图谈到唐代经济》（1957年）等论文。徭役制上，有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1957年）等论文。租佃制上，孙达人《对唐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1962年）一文有精到论述。这四方面的工作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利用敦煌卷子加深对唐代的科技风俗等方面的研究上，本期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罗福颐的《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1953年）、席泽宗《敦煌星图》（1966年）、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1963年）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