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时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敦煌研究在多方面获得了发展与不断深入，在研究群体和领域上，都比以前有了进展，中国敦煌学的正式确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其重要成就体现于三个方面：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敦煌文学的研究，敦煌艺术研究。
    本期研究工作的开始以陈垣1931年刊行《敦煌劫余录》为标志。该书按部编排，著录当时的京师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共8679卷，在每一卷子下，注明起讫、纸数、行数、品次，于“附录”内移录题记及卷子缺损情况。这是我国学者编撰的首部系统、大型的目录著作，代表当时中国乃至整个国际敦煌学史上的最高成就。陈寅恪在为本书所作序中首次提出敦煌学的概念，充分肯定了敦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指出了建立敦煌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向达1939年发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录于伦敦所见敦煌卷子466卷的编号、名称、行数。姜亮夫1940年《瀛外访古劫余录·敦煌卷子目次叙录》，书中叙录亲见170多卷敦煌卷子。这些著作对敦煌研究的深入意义重大。与此相关，许国霖1936年刊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一书。书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两部分。前者抄录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写经71部，写经题记64则。后者分变文、音韵等8类，收录99种敦煌卷子，共107卷，刊布了很多非佛典类的敦煌卷子，将研究引向更广的范围。次年又编行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敦煌石室写经年代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补遗》三书，对前书作了丰富和补充。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北图藏敦煌卷子的开始。1943年董作宾发表《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纪年表》，收录有纪年的写经题记256条，首次利用写经题记探讨敦煌窟寺的创造、变文的兴盛等问题，扩大了研究范围。
    敦煌文学方面主要集中于对俗文学卷子的研究，出现了大量著作。向达1937年《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一文，著录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见敦煌俗文学卷子近40卷，分“变文、词文、故事、白话诗、俗赋”5类，对此作初步的介绍与评论。这是我国最早的敦煌文学专科目录，也是首次对敦煌俗文学进行分类。其《唐代俗讲考》（1934年-1944年）论述了俗讲的起源、仪式、演变，推动了敦煌俗文学特别是变文的研究。郑振铎1938年《中国俗文学史》，辟《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两章，从文学史角度对敦煌俗文学作全面论述。前章评介了敦煌卷子中的王梵志诗、俚曲等。后章肯定了变文的意义，确立了变文的名称和特点，认为变文之“变”是变更了佛经本文成为俗讲之义，将变文初步分为佛经故事、非佛经故事两类。是学术界首次对变文作详细和全面的论述，对其内涵、来源、体式等都有深入说明。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作用重大，是其自成学科的标志之一。孙楷第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讲经文与变文上，其1938年《唐代俗讲规范与其本之体裁》一文，将敦煌卷子中的说唱作品分为讲唱经文和变文，变文又分经变和俗变。对俗讲的程式、角色等问题，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探讨，基本上揭示了俗讲的真貌，解决了很多疑惑。傅芸子《俗讲新考》1946年一文，主要论述了唐代俗讲兴起原因、俗讲的盛况与主办者、变文与变相等问题，可视为对向、孙两文的补充发挥。
    40年代下半期兴起了关于变文的命名、来源、渊源、体制等方面的讨论。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认为变文之“变”是变更佛经之义，是为“变”字来源外来说的代表。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1947年）一文，对俗讲仪式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为变文是变相之文，梵文Citra或即变的原语。向达《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一文，论证变文之变不可能是梵语别译。关德栋1946年《谈“变文”》一文，认为变文渊源上与佛教翻译文学不可分。次年《略说“变”字的来源》一文，对当时分别以郑振铎、向达、周一良、长泽规矩为主的关于变文之变的四种代表说法作了辩证，认为变文之变即变相之变，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变相即曼荼罗。其观点和周一良的观点一起代表了的外来说的另一支。孙楷第在写于1936年，1951年发表的《读变文（二则）》之“变文之解”中，考证了“变”即变异非常之义，得名于所说为叙佛菩萨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是本土说的代表。在专题研究上，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1935年）、傅芸子《关于〈破魔变文〉》（1943年）、刘修业《敦煌本〈伍子胥变文〉之研究》（1937年）等文，都是对具体作品作研讨，在敦煌俗文学研究上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本期于敦煌学的发展，较为重要的是敦煌艺术研究的开展。1931年贺世昌《敦煌佛教艺术之系统》一文，初步探讨了敦煌艺术产生的原因、特征、内容、年代，是中国研究敦煌艺术首篇全面、系统的专论。次年梁思成《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对伯氏《敦煌图录》中的相关照片及其提供的窟檐题记作研究，是中国学者探讨敦煌建筑艺术的第一篇。内地大批艺术家和考古学家本期相继来到敦煌，实地考察和监摹敦煌艺术。张大千1943年出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收28幅图，多标明窟号、年代、名称、榜题，为我国首部敦煌壁画资料集。何正潢《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1943年）一文对敦煌石窟的形制、画塑分布等作论述，是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美术工作者临摹的同时，也对石窟研究、保护刊布了不少成果。如李浴《莫高窟各洞内容之调查》（1944年-1945年，未刊稿），记述309窟的塑像、壁画、佛龛情况，并抄录部分题记，初步考察了其时代，是当时最完备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史岩1947年出版《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收录106窟题识940条，是最早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汇录。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1948年）一文，探讨了敦煌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特点与意义。本期尽管敦煌艺术研究开展时间不长，但敦煌研究的两大基本部分至此都纳入了研究范围，从此进入了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并举的时代，敦煌学也由此正式确立。
    本期的敦煌研究向更深入、更全面的方向发展。在音韵学上，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一书，利用敦煌卷子中的汉藏对音材料，考察唐五代的西北方音。系统描述了汉语西北方音的语音发展史，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汉语音韵学专著。周祖谟、姜亮夫等人也以敦煌卷子为依据，进行音韵学研究。对敦煌卷子中的科技文献的研究业已进行。李俨《敦煌石室算经一卷并序》、《中算书录》等论文，在考证文献本身的同时，填补了中国数学史上的空白。范凤源《敦煌石室古本草自序》、朱仲翰《敦煌古本草之考察》等文，考察了敦煌本唐《食疗本草》。王重民1937年《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一文，对敦煌卷子中的历日类文献作了介绍和研究。对敦煌历史，包括归义军政权的研究也继续深入。王重民1935年《金山国坠事零拾》一文，考证了金山国上承张氏，下启曹氏十五六年间的历史。孙楷第《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1936年）、《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1937年）两文，以变文为依据，对归义军张氏政权时的历史与河西一带的民族关系作了论述。到40年代，与敦煌艺术研究的发展一致，这方面的研究也注意与实地考察结合。向达1944年《西征小记--瓜沙谈往之一》、《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等文，重点对敦煌古遗址作了考察和辨正，纠正了不少史籍中的谬误。夏鼐1948年《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依据敦煌汉简，考证了汉史中很多史实。归义军史上，学者利用敦煌卷子的同时，结合现存石窟中的题记、碑文进行研究。向达1948年发表《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将正史记载、敦煌文献、壁画题识三者结合，辨正了罗文中的很多问题，解决了很多疑误。其研究方法，对于敦煌研究的深入启示深远。罗福颐《敦煌石室稽古录》（1947年），就敦煌及千佛洞的历史、敦煌卷子的概况等八个方面作了说明，对于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总结和促进作用。
    本期的研究工作可注意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研究者开始将敦煌卷子的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使其成果更具有可靠性和说服力，开拓了敦煌研究的新途径。另外，随着大量的敦煌考古工作的展开和成果的出现，对敦煌艺术研究在敦煌研究的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学术界也逐渐认识到了建立敦煌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本学科的建设，最终于此时确立了中国的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