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又称“谏臣”，指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有“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的名论；《白虎通·谏诤》论及朝廷职官时说，“设辅弼，置谏官”，谏官被看作是与左丞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
    “谏”字包含多重意蕴，而要义在“直言以劝正”。《说文》曰：“谏，证也。从言柬声。”《广雅·释诂一》曰：“谏，正也。”《字汇》曰：“谏，直言以悟人也。”综上所述，“谏”的基本内涵是，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谏官之“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给各类人提意见，而是针对君主，“谏朝政之得失”。“廷诤”（在朝廷当面向君主直言）与“上封事”（书面向君主提意见）是谏官将批评上达君主的两种形式。
    白居易说：“国家立谏诤之官，开启沃之路久矣。”[1]（P1371）中国的谏官制度源远流长，自周代设“保氏”以降，各朝皆有谏官设置，虽然其名称有异，作用各别，但谏议制却一以贯之。究其原由，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属性所使然。大略言之，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政体（政权构成形式）有三种类型--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氏族民主制，但自从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则只有不发达的贵族制和发达的君主制两种政体。由战国发其端，秦汉定型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体在中国延续达两千多年之久。这种专制政体的最显著特点是，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集于帝王一身。在这种体制之下，帝王不受法律的制衡，其“一动之几”不仅可以给任何人以生杀予夺，而且会导致国家大政方针的倾斜。为了弥补这种由帝王独断所可能造成的对王朝根本利益的损害，列朝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谏官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谏官和善于纳谏的帝王，都是这一机制的产物；而一切阿谀逢迎之徒和不纳良谏的帝王，则破坏那种弥补机制，加剧专制体制的危机。
    谏官制度固然是为专制君主的长治久安效力的制度，但由谏官和帝王演出的“进谏”与“纳谏”（或“巨谏”）的种种活剧，却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人生哲理，给后人以启迪。
    一、历代谏官制度述略
    （一）先秦谏官的设立
    谏官的设立始于周代，盛行于秦汉至唐宋时期。但相传于舜帝时，已有“纳言”一职。《尚书·孔氏传》说：“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这种纳言之官，是谏官的初始。纳言可直接向皇帝反映下情。《吕氏春秋·自知》记载，商汤王时已有“司过之士”，皇帝有过错，可以由“司过之士”提出或者纠正。司过之士已近似于谏官。
    周文王时，周王室内设有“保氏”一职。“保氏”，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周礼·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谏王恶”。据《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谏者以礼义正之文王”，“王有恶则谏之，故云掌谏王恶”。也就是说，“保氏”的职责是司掌规谏王的过错。周文王庶子召公曾任过保氏一职。王安石《谏官》：“尝闻周公为师，而召公为‘保矣’。”
    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齐桓公设“大谏”之职，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设置。齐国中央官制的主体是在相的下面，设置五个行政部门，即所谓“五官制度”。
    谏官处在相当显著的位置，他是齐国中央相府的五个职掌之一。《吕氏春秋·勿躬篇》载：管仲对齐桓公说：“早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贵，臣不若东郭，请置以为大谏。”其他国家如赵、魏、韩三国相府直属官有左右“司过”，掌谏议。谏官处在君王身边，专司其过，找君王的缺点毛病。
    （二）秦汉谏官制度
    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各项制度有较大的变革，但谏官不能不设。秦初置谏议大夫，其谏官制度对后世影响至深，谏议之职直沿至宋元时期。
    《通典》卷二十一说：“谏议大夫，秦置，掌论议。”秦置谏官，真正的名称是“谏大夫”，隶属郎中令，无定员，多至数十人，职掌议论。郎中令是诸郎官的总头领，而郎是侍从官的统称，郎官的主要职责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郎中令下属有谏大夫若干人，郎中近千人。其中谏大夫专掌备顾问应对，司谏议之职。
    汉武帝时沿袭秦制，仍设“谏大夫”，东汉光武帝时增“议”字，始称“谏议大夫”，置三十人。汉时，谏议大夫是光禄勋的专职谏官，其职责是“直言极谏”，匡正君非，谏诤得失。汉文帝属善纳谏言之君，曾下诏，察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凡任谏职者，须进行“直言”之士的对策，策试成绩优秀，则可任职。汉时的著名谏官有刘辅、王褒、贡禹、匡衡、王吉、何武、夏侯胜、严助等人。这些谏官均敢直言，颇有政声。
    秦汉除谏议大夫为专职谏官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均有谏议之责，其他中央官员若加有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官衔，亦可在皇帝身边起到谏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