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谏言不露
    谏官之所设，在于纠正皇帝的缺失，谏官的使命就是挑皇帝的错误和毛病，向皇帝进忠告。皇帝设谏官，当然也就有希望他们挑自己错的一面，否则，谏官恐怕也就难以存在。但封建时代的皇帝绝没有让人当众批评的勇气，也没有将缺点错误公开的胆魄和胸怀，因而就出现了一项制度，这就是“谏言不露”、“谏书人莫窥”。谏官言事要“密陈其奏”。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中说，谏官言事要“密陈所见，潜献所闻”，“密缄于疏，潜吐血诚”。魏征就曾为公开在朝廷上“辱”唐太宗，而险遭杀害。
    谏言之不露恐怕有两个原因：
    第一，怕影响皇帝的威信。皇帝者，天赐之子，金口玉言，哪会有缺点错误？但历史无情，自然有道，纵然真龙天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不可逆转历史的规律，于是乎欲盖其恶，悄然改正，神不知，鬼不觉，保全了龙颜脸面。但欲盖弥彰，既然连公开承认缺点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又何以能真正纳其谏言而改正呢？
    第二，欲毁灭“罪恶”史。封建皇帝一般都想为自己树碑立传，有哪一个君主想将自己的“罪恶”史传之于后世呢？谏言，自然大多是讲皇帝的坏话，如果公开出去，传之于后世，岂不有损于荣耀？司马迁著《史记》，只是记载了一点点汉武帝的坏话，结果到后汉的时候，大臣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7]（P23）所以唐代严格规定，“领史职者，不宜兼谏议”。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存在于人民的心目之中。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正史不传，还有野史，“流芳”还是“遗臭”，历史自有公论。
    （四）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按照礼法，谏官是言者无罪的，但不遵守制度的皇帝却是大有人在，于是就形成了谏官最重要的职业道德，这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然，这种道德的指导思想又是“忠君”，正所谓“忠臣不避重诛”。
    这种职业道德的形成最早当然与远古时圣贤者的求谏纳谤分不开。《孝经·谏诤章》：“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子。”《荀子·臣道》篇曰：“君有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说苑·正谏》：“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这就为直言敢谏，以死而诤奠定了理论基础。夏桀及商纣时的关龙逄、比干又在行动上开了先河，成为以后谏官及谏臣们学习的榜样。
    同时，从封建统治者来讲，也需要这样“披腹心而效愚忠”的忠良之臣，“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9]（P238）故汉唐选士设“能言极谏”科，选敢于直言者为谏官。古代圣贤更是做出了榜样，“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从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9]（P385）做谏官的也都以尽忠和谏以死诤为荣。《艺文类聚》载：楚庄王时，三年不听朝，并对文武百官下命令说：“寡人恶为人臣谏其君”，“有谏即死无赦”。有数百人因进谏而被杀，苏纵却不怕死，对楚庄王强谏。他说：“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死（惜身怕死）不谏，则非忠臣也。”历史上以死相谏的史例不胜枚举。范仲淹因谏而三次被贬官，诗友梅尧臣曾寄诗《灵乌赋》，希望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但范仲淹却回赠同名的《灵乌赋》，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三、谏官制度的思想基础
    谏官及谏官制度作为封建国家的政体构成部分之一能够绵延几千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尧舜禹等古代圣贤的求言纳谏作出了榜样。由于各种舆论影响，古代皇帝不能不以尧、舜、禹的圣明作为皇制的思想目标，这种目标或有真意（如唐太宗），或不得不表面假具（如秦始皇言自己德超三皇、功盖五帝），但不管怎样，不能不以尧舜先王为先驱。第二，沿袭谏官例制。历代帝王无不想留得从言纳谏的美名，因而谏官例制不敢轻易取消。第三，谏官对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以及皇权的巩固，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同当时的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古代圣贤早知谏的重要并且躬行于实践，尧舜“设谏鼓、立谤木”，以为“治世之音”就是例证。“谏鼓”之设，“谤木”之置，可以说是古代氏族社会民主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实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当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后，君主专制取代了民主，但统治阶段为了统治的需要以及古代效法先王的思想，使得谏诤理论得以发展，谏诤现象得以存在和绵延。
    春秋战国时期，言谏之事被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上来认识。《新序·杂事》载：晋平公问叔向：“国家之患孰为大？”叔向作为晋国的大夫回答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罚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叔向认为，大臣不极谏，是国家最大的灾难。
    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古代一些帝王，客观上也就需要别人的进谏，忠臣的规劝，所谓“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天子之目不能自明”，“木从绳则正，后（君主）从谏则圣”。
    另外从思想理论来看，“以多物，务和同”的和谐理论观念，不能不说是一种影响。《国语·郑语》中有《史伯论兴衰》篇。史伯是周的太史，他认为将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平衡，这叫做和谐。和谐能使事物丰盛起来，成长起来，而产生出新的东西。如果一定要在相同的东西之上，再添加相同的东西，即加到不可再加的时候，就会被抛弃了。“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钢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性，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10]（P147）这里讲到，先王任用大臣，选取敢提不同意见的谏臣，其目的在于求取“和谐”，协调矛盾。这种“和谐”观，很有一些辩证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