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谏官的“特权”与职业道德
    谏官，是劝谏皇帝的。中国古代的皇帝总是以龙作为象征，称真龙天子，这就难免会触忌讳，“逆龙鳞”，说对了固然好，说错了皇帝要加罪，那么谁还敢做谏官呢？于是就有几项不成文的制度和谏官所拥有的特权。同时，谏官亦有自己的职业道德。
    （一）谏官言者无罪
    谏官，是专司谏诤之职的，国家设立谏官的目的，就是让他讲话，所以谏官是言者无罪的，讲错了也不要紧，所谓谏言不咎，谏官不罪。
    这里有两件史实很能说明问题。一件是：唐元和三年（公元880年）四月，白居易初授拾遗时，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依照惯例，在四月举行的“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科举考试中，皇甫湜在对策中，抨击时政，语言激切。牛僧儒、李宗闵也力诋宦官和权贵。当时的考官是吏部侍郎杨玉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他们主持正义，不仅录取了这三个人，而且还使他们名列前茅。这就激怒了宦官和旧官僚李吉甫。据《资治通鉴》说：“李吉甫恶其直言，泣诉于上。”宦官和旧官僚一齐合力攻击这次考试。于是宪宗命裴垍、白居易等六人复查。复查结果，同意杨玉陵、韦贯之的“策为上策”。可是宦官集团不肯罢休，继续“泣诉，请罪于上”，结果唐宪宗听信谗佞之言，黑白颠倒，罢黜杨玉陵、韦贯之，对参加复查工作的裴垍罢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其他参加复查工作的人也都受了处分，而白居易也参加“考复”工作，而且慷慨陈词为杨玉陵、韦贯之、裴垍等人辩护，却未受处分。裴垍出翰林院时，白居易遂上《论制科人状》说：“臣伏以裴垍、王涯、卢坦、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内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权，致之近地。”用这些人“则必君子之道长”，退这些人，“则必小人之道行。”“臣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日草诏书，月请谏纸；臣若默默，惜身不言，岂惟上辜负圣恩，实亦不负神道。所以密缄手疏，潜吐血诚；苟合天心，虽死无恨。”[1]（P1230）这是多么激烈的言词！也足见白居易忠于谏官之职守，以致唐宪宗不能容忍。但由于白居易是谏官，而谏官是“言者无罪”的，“不宜阻居易言”，所以唐宪宗只能怒而哀叹道：“白居易小子，是朕拨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1]（1560）只能“难奈”而已，不能治罪。但是白居易为太子左赞善大夫时，即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月，宰相武元衡被盗杀，白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耻”。由于他已不是谏官了，唐宪宗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1]（P1560），而贬其为江州司马。二是：范仲淹在不任谏官而拜礼部员外郎以后，奸相吕夷简就曾威胁他说：“汝即非谏职，不得妄议军国大政”。但范仲淹面对奸相，无所畏惧，继续向仁宗皇帝谏诤，最后被仁宗皇帝以“越职言事”，罢知饶州。
    白居易和范仲淹的经历充分说明，谏官的职责就是直言以谏。既然是直言以谏，就不能因直言而罪之。相反，如果不任谏职，话说错了或不合朕意，就随时都有被杀头、贬官的危险。谏官谏诤，然后皇帝善择，“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王安石在论《谏官》一文中说：谏官其所以极言以谏，就在于他是谏官，即“盖已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6]（P379）因此，言者无罪，也就成为谏官的“特权”。
    （二）官卑秩微，任选青年
    谏官不罪或者言者无罪，这只是一种礼法制度，实际上只是皇帝的一种道德规范。不遵循礼法，就会落得一个诛杀谏臣的罪名，有了这个罪名就是一个昏君。所以，遵守制度的皇帝是不能随意诛杀谏臣的。但要每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去诛杀、贬谪那些“逆鳞”的人又谈何容易？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因此在选用谏官时，往往需要选用那些敢说直话不怕杀头的年轻人，同时官卑秩微。
    所谓“官卑”，是指官位不高；“秩微”，是说待遇不厚。谏官，跟随皇帝左右，地位相当重要，白居易谓之“位当星象”。但官阶甚卑，其秩甚微。谏议大夫作为谏官之长，也没有超过四品官的。其它诸如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均没有超过七品的。唐代对谏官是很重视的，但谏议大夫为正五品，而左右拾遗和左右补阙仅为八品之官位，这在九品官位制度中几乎是最末的。
    为什么谏官的地位相当重要，而官位却很低呢？关于这一点，王安石曾为之大鸣不平。他在《谏官》一文中说：“今之谏官者，天子之所谓士也，其贵则天子之三公也”。然而，“今命之以士，而责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责，非古之道也”。[6]（P379）因此，王安石提出要为谏官正名。其实王安石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谏官其所以责之三公，命之以士，其秩甚微，官职甚卑，就在于官位低下，说话就没有什么顾虑，不会珍惜官位而不敢直言，说错了大不了不干这个差事。但官位一高就不行，为了保其官位，免丢乌纱帽，该说的可能也不说了，该谏的一看皇帝的眼色也不敢谏了。白居易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对于“其秩甚卑”很能想得通。他在《初授拾遗献书》中指出：谏官“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上不忍负恩，下不忍负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1]（P1228）这就充分说明了谏官职位不高的原因。
    谏官除位卑秩微以外，在选人上一般选年轻人担任。汉时的终军十八岁任谏大夫，刘向二十岁任谏大夫。唐宋时期的谏官，大多是在初进士后，就委以谏官之职，年龄都是在二十几岁左右。如陈子昂二十四岁迁右拾遗，元稹二十七岁为左拾遗。谏官选拔年轻人担任，这一方面同位卑有联系，进士以后，首先从小官做起，被皇帝认为是正直敢言，然后再予以升迁。这里有意思的是古代帝王有时也将能正直敢言作为任官的标准，汉唐举士都设“能言极谏”科，就是例证。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年轻人不那么世故，“后生可畏”，初生之犊不怕虎。年轻人火气大，敢想、敢说，临事不怕冒风险，这些也正是作为谏官之职所必需的。在敢谏上，年轻人实属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