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在巴黎和会即将召开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团体要求政府把握机会，争取关税自主权。上海是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中国近代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上海总商会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团体之一，在全国有着领袖的地位。“国内工商界普遍关心的是废除协定关税、争取国际税法平等诸问题，上海总商会会同各业团体发出通电，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与议时力争达到目的，表示誓为政府后盾。朱葆三等还另发公电，陈述协定税则对国家的危害，要求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就全国生命财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改正税则问题，陈请各友邦还我主权，冀去积年抑压之厄。12月5日，上海成立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公举张謇为会长，朱葆三、沈联芳为副会长。刘柏森、虞洽卿、闻兰亭为主任办事员”[5]（P427）。1926年6月11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全国商民，对于关税问题根本主张，完全自主”[6]（P1313）。1927年3月31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上书国民政府，“本会为商业联合机关，愿与各业工人共同对外奋斗，首图收回关税自主之权，实施保护政策，以促国内实业之发展”[7]（P190）。1927年8月10日，上海总商会函致入会各业团体，要求帮助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认为现行的片面利益的协定税则，就象立了一个卖身契，让这些条约国自由束缚宰割，丝毫不能动弹。甚至连关税行政权、税款保管权、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任免权，都被条约国剥夺净尽。因此必须坚决不承认向来由外人宰割的洋关，绝对不向洋关联系和纳税。为保存独立国家的资格和固有的主张，我们愿以血肉和生命来做主权的保障和政府的后盾”[5]（P449）。1928年8月6日，上海总商会召开各业联席会议，虞洽卿发言指出：“组织商业请愿团，名为请愿，实即监督。当革命军来沪时，商界曾竭力协助，苟事成而不顾商民痛苦，是违反革命意旨；现在外货税轻，国货重征；外船保护，内轮擅扣；车运每车三十元者，现增至九百元；利率各国最大六厘，日本四厘，我国起码一分；海关主权操诸总税务司。”[5]（P452）上海商界请愿团提出了包括关税自主在内的十项要求。
        1927年7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文告，声明自9月1日起，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广东六省实行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对外国进口货物改照国定税率征税，同时还公布了相关的法规、条例。但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举措遭到了外国使团的抵制，有的国家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到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同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新的条约，“（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这已届满期，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也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8]（P3）。其后，国民政府就关税问题提出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集体谈判，但遭到拒绝。国民政府又转而寻求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个别谈判，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三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西方帝国主义侵华集团的分裂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活动带来了余地。
        1917年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宣布废除所有在此之前中国与德奥两国间的条约，并在战后订立了平等的《中德协约》、《中奥通商条约》。受此鼓舞，在中国人民的推动之下，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税自主。帝国主义各国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关于这一点，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已有充分的表现。恽代英指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债权有大有小，商业上的利益亦相差很远。最大的敌人，是英美日本。而英美日本，利害亦很不一致……我们在这些互相猜忌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尽有运用手腕，以恢复中国独立自由的余地”[9]（P23-24）。在关税特别会议上，与会各国代表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抛出了各自的方案，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会议在这种氛围之下拖了一年之久。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确定外交方针为“根本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因为各帝国主义的内部冲突，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取国际的行动来侵略中国，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亦不能同时一齐反对，一齐打倒。我们顶好是先打倒一两个压迫我们顶利（厉）害的帝国主义，其余的……我们并不是永远不打倒它，不过是暂时不反对罢了”[10]（P33）。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认为，“我们如果继续在理论上抱住这些条约不放，而在实践中又任其被肢解，那么，我们不仅终将丧失这些权利，而且没有得到自愿放弃治外法权本会引起的好感”[11]（P73）。同时，他们也注意到“英政府已断然决定不在汉口重犯广州时的错误……他们可能于必要情况下采取单独行动，同意征收此税，试图达成由海关负责征收的协议”[12]（P59）。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打算不久就我国对华关系发表讲话，其中拟声明本政府准备同代表中国的政府谈判，以期修订现行美中条约，放弃美国人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并允许中国有权制定美国产品的关税率”[13]（P61）。以后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确实是那样做的。凯洛格于1928年7月24日照会外长王正廷，“预备以驻华公使为代表，与国民政府依法委派之代表，对于中美间条约关于关税之规定，即时商议，以期缔成新约”[8]（P12）。次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北平签定。虽然在条约中，美国要求中国保护其在华权益以及享有最惠国待遇，但它毕竟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而打破了中外间关于关税问题交涉的僵局。到该年底，除日本外，与中国有商务贸易关系的主要国家，也都与中国签定了新的关税条约，承认中国拥有关税自主权。
        四
        苏联的废约声明及其国际共产主义行动也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活动提供了契机。
        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关税自主要求是在巴黎会议上，而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方代表又进一步提出关税自主权问题。对此，帝国主义国家或借口回避或开空头支票。但在苏联政府对华宣言之后，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1919年7月至1923年9月，苏联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过去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无疑义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以及中国政府，同时，也撼动了对中国废约、要求关税自主讳莫如深的帝国主义。1923年12月，广东政府扣留粤海关关余是富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昭告世人，中国人民收回关税自主权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要求，而且已经开始付诸行动。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主张收回海关，其宣言指出：“一切不平等条约……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14]（P20）4月1日，北京外交团被迫将粤海关关余交给广东政府使用。武汉国民政府认为，“只有完全无条件的关税自主才能应付中国政治的经济的需要，同时列强……也应当顺应中国国民普遍的一致要求，把关税自主权完全交还”[15]（P67）。1926年10月，广东政府在粤海关征收二·五附加税。“1926年9月广东国民政府宣布开征二·五附加税，随着附加税开征问题而来的总税务司安格联革职，说明协定关税的壁垒，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以及严重束缚中国发展的不平等条约，已被打开了缺口，中国已迈出了关税自主的第一步。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化。它为今后几年中的收回关税自主权、改革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开辟了道路”[16]（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