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19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认为“中国未能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机会，加以列强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未能劝服法国采取必要行动开始实施华盛顿条约，可悲可叹！这就为苏俄的破坏性影响开辟了道路。第三国际公开宣称须唤起所谓东方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反外情绪，用这种办法骚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列强。大量的宣传和金钱援助，造就了一大群拥护这种政策的中国人，并使得他们相信，外国压迫者应对中国的军阀混战负责，外国把中国压榨得一贫如洗，而摆脱外国压迫、争取自由的途径，就是象苏俄那样干：宣称借款是非正义的，因此不必偿还；宣称条约义务剥夺了主权，有自尊心的人民必须抛弃它”[17]（P72）。可见，苏俄的对华政策对帝国主义侵华策略的改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继续控制中国，保持其侵略中国的张力，同时也为了避免苏联在中国势力的扩大，对中国政府采取了威胁利诱的措施。关税特别会议发生在五卅运动之后，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缓和中国的反帝运动而召开的。
        五
        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关税自主的活动也有财政上的考虑。
        南京政府建立前后，由于连年用兵，军费开支有增无减，再加上过去遗留下来的外债，同时还要有必要的政府支出以及维护社会治安与改善社会生产的费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南京国民政府为巩固其政治军事地位，“迫切需要巨款。关税收入在偿还外债之后剩下的余款，自然是政府所急于得到的”[18]（P43）。如果能掌握自主关税，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关税原为保护国内产业之唯一壁垒，在吾国财政上且为最大之收入。惟吾国关税，以前因受条约之束缚，系属协定税则，不能自由修改，在在足以妨碍国内产业之发展。十六年四月，国府奠都南京，鉴于此种协定条约，非速为解除，不足以谋国家财政之独立，与夫国民经济之开发，乃首先发表关税自主宣言”[19]（P150）。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创办新税既不能救其水火之急，而旧税又没有什么弹性，也不能依赖。时人卢化锦就此评论道：“近来中央政府需款之急较民国以来任何时代均过之。但中国向少直接税，创办非易；且通过税性质之厘金，方拟裁撤，即能另设新税，以之抵补厘金损失，尚嫌不足，何能补助中央政府之收入？况财政尚未统一，各省多不解款”，“此种形势，如何维持久远？需款之急既如彼，而筹款之难又如此，则除实行关税自主之外，尚有何术足以渡过现时的危机”[16]（P181-182）。与关税自主活动同时进行的关税的整理与改革，其本身即增加了积极的色彩，而整理与改革则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关税的大幅度增收，不仅满足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迫切的财政需求，而且也牵动了国家财政近代化的步伐，逐渐改变了过去中国政府有财无政的局面。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的活动，在客观上存在着必然性，而在主观上则存在着积极的动因。当然，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并非完全自主，国定税则在一定程度上还受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与各国的关税条约中，也都还有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仍操诸外人之手。关税自主未能完全实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造成了其要求以及代表其要求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性；国内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政策的策略性；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阻碍中国统一，妄图维持其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地位，从而构成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关税自主最直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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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26年12月2日驻华公使马慕瑞致国务卿电报凯洛格释义[Z].历史档案1989,（4）。
        [13]1926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致驻华公使马慕瑞电报释义[Z].历史档案。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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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926年11月19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致国务卿电［释义］[J].历史档案。1986,（3）。
        [18]［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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