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2日，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一封正式信件中宣布英国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这是一个大国的政府首次正式宣布支持锡安主义（又译“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此后几天，英国军队便攻入了巴勒斯坦，至1918年9月控制了巴勒斯坦全境。 在一次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基本上得到认可，并在有关中东的各项文件中得到体现。这样，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第一次有了一块为列强所承认的可以建立“民族家园”的土地。此后20年，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在动荡和纷争中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为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可称为以色列国的“奠基时期”。
    一、“犹太民族家园”的人力和人才资源
    犹太人将回归故土巴勒斯坦称为“阿利亚”（Aliyah）。头两次阿利亚发生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只有少数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大批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形成了规模越来越大的三次阿利亚，促进了“犹太民族家园”的形成和发展。
    1.第三次阿利亚
    《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使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欢欣鼓舞。虽然战争还在进行，但一些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犹太难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移居巴勒斯坦。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也派出了以主席魏兹曼、领导成员威廉·奥姆斯比-戈尔和詹姆士·德·罗思柴尔德为首的委员会赴巴勒斯坦，与那里的英国当局建立联系，试图安排战时逃离的犹太人回到家园，并为大批犹太新移民的来到作好准备。1918年11月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几个星期后，来自波兰的第一批犹太移民便取道土耳其到达了巴勒斯坦，从而揭开了第三次阿利亚的序幕。1919年是第三次阿利亚的第一年，成批的犹太人从欧洲和其它地方辗转来到巴勒斯坦。由于海路交通恢复，许多人是乘船抵达巴勒斯坦的。与第二次阿利亚不同的是，这次来的犹太新移民中青年人居多，大多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能说希伯来语，并作好了在巴勒斯坦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
    1920年4月圣雷莫会议正式将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交给英国后，英国政府即于7月1日任命犹太裔的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为第一任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历时三年的军管统治至此结束。国际联盟授予英国的委任统治书明确规定英国当局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如第二条规定：“受委任国应负责将该地置于可以确保建成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行政和经济条件之下……”；第四条规定：“一个适当的犹太办事机构应得到承认，使之发挥顾问咨询功能并与巴勒斯坦行政当局合作处理可能影响犹太民族家园之建立和巴勒斯坦犹太居民利益的经济、社会及其它事务”〔1〕。塞缪尔到任后， 便宣布允许犹太移民按每月1000人的配额进入巴勒斯坦，后又将这一配额提高到每年16500 人。在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对后，英国当局对涉及犹太移民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规定申请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这一新规定总体来讲并没有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造成重大障碍，倒是有利于吸引犹太资本进入巴勒斯坦，也暂时缓解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入的激烈情绪。
    在此期间，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一直积极采取行动支持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20年，它在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巴勒斯坦拓殖基金会，四处筹款在巴勒斯坦购置大片土地以安置犹太新移民。据统计，从1920年到1923年（第三次阿利亚的最后一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新购土地达148780杜纳姆（Dunam，巴勒斯坦土地单位）〔2〕，同期又有3万多犹太移民定居巴勒斯坦，建立了31个新的定居点。这样， 在整个第三次阿利亚期间，总共有3.7 万多犹太人合法地移居巴勒斯坦（可能还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通过其它途径进入巴勒斯坦），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巴勒斯坦短期居留后又离开的人。〔3〕2.第四次阿利亚
    第四次阿利亚发生在1924-1926年，这三年里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激增，总数达6万多人， 比第三次阿利亚期间移入的犹太人翻了一番，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是外部原因。
    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共和国重新建立，其境内居住着约300万犹太人。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 以锡安主义者为核心的犹太代表团起草了保护波兰少数民族（主要指犹太人）条约，并得到了美国等大国的支持。波兰政府起初拒绝接受这一条约，后为了争取列强承认其战后的新版图，勉强签署了该条约。但波兰政府实际上并不打算实施这一条约，而逐步采取了一系列歧视、排挤、迫害犹太人的措施，这在经济、商业领域中表现尤为突出。波兰共和国重建不久，就对犹太人实行高税制和从业人员限额制。到20年代，波兰政府开始对犹太资本较强的许多工业、交通、商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并大规模解雇在这些行业工作的犹太职工。这一行动使波兰的犹太工商业者遭受沉重打击。以制鞋业为例，2800家犹太人开办的制鞋厂中就有1060家倒闭。同时，国家各部门和政府各机关中的犹太行政人员也被解职。这样，短短几年中就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失业，犹太少数民族迅速贫困化。到1923年情况更趋严重，大批犹太人被迫离开波兰移居国外，他们的首要目标当然是美国。
    其二，19世纪80年代后，来自东欧和俄国的犹太移民涌入美国，使美国犹太人数量激增，到本世纪20年代已达250万（1924年）〔4〕，而且受过教育的犹太移民后裔越来越多地进入白领阶层，在商业、金融、新闻、医疗、律师、电影等行业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一发展趋势引起美国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千方百计企图抑制犹太社团的发展，终于在20年代初揿起了第一次反犹浪潮。1920年5月，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亲自出面宣传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该书称犹太人有一个控制全世界的“阴谋”），使反犹活动达到高潮。在此期间，美国不少大学规定了犹太学生限额，剥夺了许多犹太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报纸上的招工广告中出现“不欢迎犹太人”的字样，一些房产主甚至拒绝向“希伯来人后裔”出售出租房屋；在医务界，也出现了要为犹太裔医生（特别是精神科和牙科医生）规定从业限额的主张。1921年和1924年的移民法，将犹太移民的配额减少到最低限度。如1924年的移民配额法规定：每年从波兰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不得超过6000，从俄国来的不得超过2000，从罗马尼亚来的不得超过600。〔5〕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有近200万犹太人正是从这几个国家移民美国的。 正当大批波兰犹太人希望移民美国之时，美国却关上了大门，这就使其中不少人转而前往巴勒斯坦。1924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骤然上升到近1万3千人，比1923年增加了73%，到1925年，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达到34000 人的创记录数字，是1924年的一倍还多。
    第四次阿利亚可说是近代以来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也是《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巴勒斯坦第一次发挥犹太“民族家园”的作用，因为它在遭难的波兰犹太人无处可去时接纳了他们。与前几次阿利亚不同，这次来到巴勒斯坦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乌托邦思想的拓荒定居者和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而是来自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等波兰大城市的中小工商业者。他们都带着一定的资产来到巴勒斯坦，开始在新家园投资经商办实业。他们大都涌入特拉维夫、海法等沿海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因此有人称第四次阿利亚是“城市阿利亚”。正是在这次阿利亚期间，特拉维夫的居民从1万多人发展到4万多人，成了第一个真正的“犹太城市”。随着犹太资本的大量投入，中小店铺和企业在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可以买到欧洲时髦的服装和饰品。建筑业欣欣向荣，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欧式住宅区成片竣工，随之而来的是地价上升，生活费用越来越高。在一片繁荣景象中，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在巴勒斯坦形成，他们的发展基地是特拉维夫周围的平原地带。
    到1925年底，经济出现萧条乃至危机的迹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发生经济危机，货币兹罗提大幅贬值，致使移民巴勒斯坦的波兰犹太人带来的资本也大大贬值。严重后果立即显露了出来，外来投资锐减，已兴办的一些工商业也难以维持。到1926年末，不少工厂破产，店铺关门，致使大批职工失业。1927年有8000多人（大多是犹太人）加入失业者队伍，对当时总共只有10多万人的犹太社团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经济大萧条使1926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大减少， 仅为13081人，不到1925年的40%。到1927年，移入的犹太人不到3000，而移出的犹太人却有5000多，这是《贝尔福宣言》发表以来巴勒斯坦第一次出现犹太人外流趋势和犹太人人口负增长现象，说明第四次阿利亚到1926年底已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