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5日，中共致函中国国民党，希望国民党中觉悟与爱国之士，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的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力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2]中共宣布：只要国民党真正这样做，中国共产党当坚决地赞助，并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23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作《论统一战线》的谈话，同样也提出了希望国民党当局“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中共这时的方针十分明确，是向国民党呼吁，提出希望，敦促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其着眼点在三大政策，在开放党禁，在实行民主。这时还谈不上全面准确地解释三民主义。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冯玉祥等接应中共的呼吁，向全会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三大政府的提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之危亡，以竞革命之功业”。[3]结果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席团作出“根绝赤祸”的决议案，说共产党“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但共产党必须“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4]也就是说，共产党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信三民主义。
        但是，如果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那怎么还能称共产党呢？所以，共产党决不可能放弃共产主义而专信三民主义。如果不专信三民主义，国民党能认可吗？如果既要信仰共产主义，又要信仰三民主义，那共产党的信仰是不是真诚纯洁呢？共产党内部能认可吗？而且两党之外的人也在揣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主张，共产党怎么会真信三民主义呢？
        这样共产党呼吁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回应，就产生了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即共产党究竟信仰什么主义，共产党既信仰共产主义，又要信仰三民主义，两个信仰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作何解释？换句话说，共产党在抗战这个特殊时期，如果要与国民党合作，如果要争取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回答“双重信仰”的合理性问题。为此，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的宣传大钢中，特意列出“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条，大纲说：“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许多的共产党员，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流血和牺牲。因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民生主义，是与共产党的主张相容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依然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继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精神。”[5]5月，王明撰写《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同样也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王明说：“虽然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但共产党员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学说的信徒，又是本国人民和世界人类的一切伟大过去遗产的接受者和继承者，因此，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从未把三民主义看作是国、共在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建立合作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尤其是现在，当民族危机紧迫和大敌当前的千钧一发的关头。相反的，共产党员认为：中山先生的三个主要思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今天恰恰便利于国、共合作的事业。因为共产党员和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都应当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而奋斗。”[6]
        可以看出，宣传大纲和王明的文章基本上是分别从历史事实和现实要求来回答上述问题的，而且回答是十分简略的。真正比较系统、有说服力的回答是中共的元老董必武。1937年6月14日，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六期刊出。董文在一般地回顾以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基础的国共合作发展的曲折过程和重要性之后，着重阐述了共产党拥有双重信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合理性方面来说，无论国共之间是采取党外合作还是党内合作，共产党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因为党外合作，当然各有各的信仰；即使党内合作，“国民党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能信仰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共产党既信仰三民主义，同时也可信仰共产主义。再说，国民党员中既有许多信仰资本主义的，也有许多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还有些人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创立了三民主义，但仍相信基督教，蒋介石本人也是如此。国民党员中甚至还有人信仰与民权主义相对立的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共产党除信仰三民主义之外，就不能兼信共产主义呢？
        从必要性方面来说，共产党员是社会发展的阶段论者。共产主义社会消灭社会内阶级的分立，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使劳动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使人类都能获得自由协调的发展，这是共产党员最崇高的理想，并且有科学的根据。但是这种理想社会必须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必须获得足够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国的共产党应按照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各个不同的阶段进行推进该社会经济的斗争，才能逐步接近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董必武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好像一个杂色荷包，从氏族社会的原始状态的经济以至于近代的机械生产，样样俱全。……这样的中国的经济状况，还隔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经济条件很远。……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妄想在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初步的社会主义社会。”董文指出：中国还受诸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残余到处还有很大的力量，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互相勾结，互相依赖，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特别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整个中国，要想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的殖民地。目前要想把中国社会经济推向前进，首先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发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保证这一战争的胜利。这就需要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就需要尽可能的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只有这样干，我们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才能有力量从一切帝国主义者挟制下解放出来，中国才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才不至于殖民地化。“我们共产党主张这样干，这与孙中山先生所遗留的三民主义在现阶段真正实施起来，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可以而且应当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7]
        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所拥护和信仰的三民主义，始终是指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不是指一般的三民主义。中共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博大而欠精深，存在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武断的。如民族主义中以大汉族为中心同化其他的小民族，以宗族为民族的基本组织；民权主义中权与能的划分；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的病理学家，说马克思主张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普鲁东、巴枯宁等所主张的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等等。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这些思想是共产党所不能赞同的。共产党所能赞同的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中共称之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意谓“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亦即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其民权主义，意谓“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择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这种民权，不是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而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其民生主义，意谓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之要旨为“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节制资本之要旨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农民之缺乏田地者，“国家当给以土地”，农民之缺乏资本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对工人则“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