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历时4天，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成立国民参政会，允许国民党以外的抗日党派和群众团体合法存在。大会虽然提出“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口号，但《抗战建国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中共所能接受的，如三民主义为一般抗日行为及建国最高标准，全国应服从国民党及蒋委员长的领导；联合国际反日力量；充实民众武力；组织国民参政机关；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农业经济，严禁奸商垄断居奇；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权利，严惩汉奸；改定教育制度，推行战时教程等等。中共在其内部的指示中认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基本精神同自己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应站在主动的、积极的立场赞助其实现，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应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以争取他们对我们的同情与拥护，……国民党的一切进步的设施，都包含有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在内。我们赞助他们一切进步的东西，即使口头上的允诺与企图也好，不但不使自己孤立，而正是替自己开辟更有利的场所”。[12]《抗战建国纲领》的公布，由于共产党的基本赞同，标志着国、共两党已有立于三民主义基础之上的共同纲领，但是，中共所希望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解放同盟，却没有通过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而建立起来。国共之间，也没有因为《抗战建国纲领》的公布而消除深刻的分歧。由于过去长期的斗争，两党之间仍然存在成见与鸿沟，共产党方面怕国民党“反水”；国民党方面怕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共产党手里有政权和武装，国民党既要联共，又要防共；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都是先进的，国民党在政治上比较落后，政权和军队比较腐化，存在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在人民中的声誉也不如共产党好，但共产党的“合法权”却是国民党给的，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增加了国民党方面的高慢，另一方面也使共产党方面感到不公。这样，国共之间要长期合作，仍须双方的切实努力。
        1938年10月至11月，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在会上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他号召全党要“从大处着眼，不讨小便宜，不急于成就，不为挑拨者所利用”。“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壮大自己。不要太急于在形式上求得平等”。关键在于利用合法权，组织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就要“诚心诚意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传三民主义。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三民主义，发展其积极方面，使之在抗战建国中有进一步的发展。”要“拿住这个武器，去同各种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思想做斗争。打击托派分子、顽固分子对于三民主义的曲解。要在实际上证明马列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是能够帮助三民主义的实现的。”[13]
        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正式决定：中国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再一次恳切的责成所有的共产党员，以互助互让和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党独立性的立场，以谦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态度，去亲近国民党同志和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14]在决议中，中共还提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中共认为：中国的内部环境和国际条件，都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一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在长期的艰苦抗战中去打下基础和在抗战胜利后去发扬光大的。“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将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的过程相因相成。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一定就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奠定其基础的时候。这一新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的建立，将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的空前进步，将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起着光前裕后的伟大作用。”[15]
        三
        自1939年3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的社论《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到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旧三民主义的论断，可视为抗战时期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反对和批判伪三民主义或称假三民主义，阐明和坚持真三民主义或称全面彻底的新三民主义。在伪的、假的三民主义与真的、新的三民主义之间，尚有一种半真半假的或称修正的三民主义。中共的方针是通过坚决反击伪三民主义来奉告修正的三民主义，使其不要滑入汉奸理论的泥沼，而将三民主义真正实行到底。
        自徐州会战后，日寇“速战速决”的迷梦被打破，凶恶的敌人感到专靠野蛮的摧残，只能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因而不得不变换手法，在武力打击的同时，加紧文化上的腐蚀。其表现是直接策动文化浪人和所豢养的文化汉奸宣扬“同文同种”、“共存共荣”那些臭不堪闻的老调。“新民会”、“东亚文化协议会”、“大民会”，很快炮制出来，并收买、利诱和强迫知识分子为其效力，开办训练班、编印教科书、出版报章杂志，其恶毒的口号为“灭党反共”。国民党党魁汪精卫在日寇诱降政策下成为俘虏，率其信从自动投敌，迎合日寇的文化侵略，恬不知耻地打出伪三民主义的旗帜。1938年12月29日，在他臭名昭著的《致重庆政府的唁电》中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立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宣传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16]汪精卫不仅颠倒黑白，而且在香港、上海等地开办汉奸报刊，搞所谓“和平运动”，宣传其伪三民主义，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违背三民主义原则。面对日寇和汉奸的文化进攻，中共不能不予以有力的回击。
        在抗战中，国民党虽然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但是对中共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视为一块心病。所以在联共抗日的同时，总想限制、溶化共产党。然而，依据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共产党非但限制不住，相反还要壮大起来，因为只要保障各党派的合法权益，中共就有发展空间和可能；只要提倡民生幸福，中共就能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有鉴于此，国民党实际上不能全面彻底地贯彻三民主义，而只能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搞一民主义，即民族主义。国民党一面修正三民主义，一面说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国民党在三民主义理论上的这种一攻一退的文化代言人就是叶青。叶青自抗战开始，文章和小册子连篇累牍，其宗旨即是非难共产主义、修正三民主义。叶青“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的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叶青说：“批判了人家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17]于是，他在1938年2-3月间，就“约友人吴曼君等来汉口，把《抗战底根本问题》交他们看，又把《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底意思与他们谈，主张研究三民主义。大家的意见一致了，遂先后写起三民主义底文章来。”1938年叶青与吴曼君在汉口办《抗战向导》，“刊出了若干三民主义的文章”。1939年，他自己又主办《时代思潮》，“标明为‘专门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刊物’”。[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