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不是纯学术研究。我们坚决反对“四人帮”唯心主义的影射史学和其他各种各样歪曲历史的做法，但我们不否认国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实际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当代中国史研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她是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延续。但是新中国的建立不再是王朝的更迭，不再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统治集团的权利更迭，而是标志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当家作主人的时代的到来。新中国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之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新型的现代化国家。所以，国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性。
    基于此，搞好国史研究，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除了要具备一般的史学功底和综合知识素养，以及研究者的刻苦钻研之外，我认为至少还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实事求是的问题。国史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很多事物仍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其影响和作用往往还没有充分展现，其矛盾和问题也还没有完全暴露，这势必影响研究者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评价；人们同刚刚经历过的实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问题容易带有感情因素，容易根据一己之体会、经验和切身利害关系观察问题，以致产生片面性。前者出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后者则是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要特别注意避免囿于一己之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二，政治立场问题。在阶级社会条件下，研究历史问题，无论是古代史、近现代史、或者是当代史，都离不开一定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是这个阶级的，就是另一个阶级的，绝对不会有超阶级的观点和认识。例如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一种认识是如果不用群众的革命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社会就不能进步，人民就不能解放；有人则认为革命不如改良，认为革命“破坏”生产，死人很多，“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人公开发表文章，把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都说成是“抵制进步”，“妨碍开放”，总之，他们认为不要触动旧的社会经济制度，不要超过旧的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修补改进一下即可以了。这就是个立场观点问题。我们如果把1949年前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的情况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还是阻碍了生产力？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社会进步？再如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恶霸地主被镇压了，他们的家庭不能过原来统治阶级的生活了，他们的子女升学在一个时期内也受到影响，这是事实。应当看到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占总人口90%以上的广大工农群众生活没有保障，其子女大多连小学都读不起。而解放后，工农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经济上翻了身，其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绝大多数的人开始有了文化。究竟怎么看这件事呢？这就有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看，土改是一次灭顶之灾，万恶不赦；站在农民立场看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进步。所以，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研究整个历史，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讲政治。讲政治的一条重要内容，就是要讲政治立场。什么是我们的政治立场？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有革命彻底性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因为只有这种立场才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最近在广东讲：“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我们的根本立场。具体到国史研究来说，维护和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与尊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我们的原则和立场。这个立场全中国人民是拥护的，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类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只有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才能真正做到是非分明，搞清楚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支流、进步与倒退，掌握到社会发展的规律。
    第三，国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历史研究要掌握大量的史料，但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砌；要核实历史真相，但也不是一味地繁琐考据，而是要客观地记述和总结人民大众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俾使我们今天的实践能够循着更科学更正确的轨迹前进。为了避免盲目性，研究历史就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具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究竟应该以什么理论为指导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一再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各项工作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史也不能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防止那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倾向。单就历史研究而言，马列主义哲学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直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人类历史的结构模式、发展动力、基本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并预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对整个历史学有整体的、全方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则是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指导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大量新问题，总结出许多带有普遍意义的新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对研究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时期和整个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形势下，邓小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了一个经济科技落后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在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邓小平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史研究具有更直接、更特殊的指导意义。这主要是由当代史研究的对象和特点所决定的。我们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体系。我们明确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反对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的错误观点，反对不重视邓小平理论的普遍意义和重大指导意义的错误观点。
    新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统治，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国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切身体验也就是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这一点早已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研究和编纂的新中国历史，就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发展、巩固的历史；展望新中国的明天，将是由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直至共产主义迈进的光明前途。我们的国家是新型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是同过去的廿四（廿五、廿六）史不同的第一部社会主义中国通史（断代史）。指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探索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因此，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研究编纂新中国的历史，也只能是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离开这个指导思想，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历史，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