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史研究的目的不是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它的目的笼统地讲，就是“存史、资政、育人”。我们和中国古代史官机械的记言、记行不同，我们存的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资的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政，育的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新人。从现实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客观完整地记述建国以来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深入剖析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搞好我们今天和今后的各项工作，具有最直接的指导意义。江泽民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他认为，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这段历史，可以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增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江泽民的指示，充分说明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为我们研究国史指明了方向和目的。特别是中国经历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苏联东欧剧变冲击波的严峻考验，西方资产阶级预言家们说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就要“彻底消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旧岿然不动，并继续展示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生命力。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研究她的历史和经验。从这个角度说，全面总结和研究她的发展历史与发展道路，尤为重要。
    为了体现我们研究当代史的目的，我想讲几点自己粗浅的认识和意见。
    第一，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研究国史应深入研究和肯定建国以来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经验，这完全符合事实。但是我们也不回避缺点、失误以至错误，要总结教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也要有积极态度，建设性的态度。不应过多地描述细节，更不能肆意渲染。我们的研究成果必须是客观真实的，同时应该使人看了，能更思奋进。
    第二，要认真关注现实问题。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联系，而当代史是历史学科中与现实生活联系最密切的一个学科。我们应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加强对党和国家现行方针政策的理论研究，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一国两制问题，以及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的关系问题，等等。那样，我们对建国以来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认识，就会深刻得多，认识上的偏差就会少得多，所得出的结论就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加紧完成国史稿前四卷（即1949-1984年这段的书稿）的同时，想加强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这不仅对现实工作有参考意义，而且对检验历史的认识也十分必要。经社科院批准成立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想组织一些社会上的力量，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发挥国史研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战斗和宣传作用。在力求客观真实地记述新中国50年风雨历程和大力宣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各项光辉成就的同时，要对社会上的一些有意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言论，进行批驳；对误传的史实，予以澄清。以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防止错误舆论的误导，促进全党和全国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上来。我们还要特别加强国史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使之走出书斋，成为武装全国人民的思想武器。去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百科全书》和撰写了一批文章之外，还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同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了电视片《新中国》；由国史学会分别同新疆自治区党委、外交学会等合作拍摄了《红旗漫卷西风》和《新中国外交风云》等电视片。二是我们组织编写了《新中国国史教育干部读本》、《学生读本》和《士兵读本》等普及读物。三是与长春出版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单位，在全国组织发起了大型的国史知识竞赛活动，共有30多万人交了答卷。今年我们同山西史志研究院合作，以山西省为依托，正在进行大、中、小学国史教育情况调查。这些只是发挥国史研究成果做的一些尝试，建议大家在这方面更多动动脑筋。这里还有个用国史、地方史宣传教育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问题。
    第四，继续加强国史学科的自身建设。自1982年中央批准《当代中国》丛书立项以来，在各部门和各地的大力支持参与下，系统的国史研究事业全面铺开。除了正在编写的多卷本国史稿和已经完成的《当代中国》丛书，以及与之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和《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计划出100倍，已经分别出版十余种）之外， 还有由邓力群同志主持的《百县调查》（已基本出齐）、《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百家乡镇企业调查》和《百强村镇调查》，正在进行。目前，我们计划在加紧抢救活史料、采访老同志的基础上，编辑出版若干本《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我认为在全国和省、自治区、市不论正史或史稿完成与否，都应深入开展专题研究，发表高质量的论著。这既是编纂正史的基础，又是对正史正确论点的展开和深化，这件工作没有止境和不限时间。当前困扰国史学科建设的主要是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每一次开会，大都是我们这些熟面孔。现在国史学科相当于三级学科，隶属于历史学科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没有独自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资格。最近，我们正在与一所高校探讨合作申报博士点的可能性。同志们也要多考虑考虑学科建设研究队伍壮大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们的事业要想兴旺发达，就必须后继有人。
    第五，深入调查，充实内容。现在我们的一些国史方面的书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山会海”。往往是反映上层领导机关的情况多，反映地方的情况少；写会议写决议写领导同志讲话多，写决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情况少；写领袖等上层人物的活动多，写广大人民群众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实践活动少。这样的书，反映不出党和政府是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率领人民大众（并得到人民大众的衷心拥护）通过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社会实践，以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样的史书难以真正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实际也是研究与现实脱节的一种表现。我们的国史、地方史，决不能只是“领导决策史”，而应该是领导决策和群众实践有机结合的历史。国史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面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特别是广大群众都熟悉当代历史的发展情况，总结经验，表示看法，从群众中搜集史料，或者是向某具体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核实情况，再经过史学工作者的综合、分析、升华，这样写出的历史才会是真实、生动、可信、可读的。这是当代史研究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是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
    第六，密切协作，加强交流。除去我们内部要加强协作和交流之外，还要特别注意学习和吸收友邻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与中共党史、地方志的交流、协作。不少同志苦恼于国史研究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的雷同。的确，二者有许多相同之处。研究国史，当然而且必须充分地研究和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核心作用；加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政治制度建设上有过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条件下还有过“踢开党委闹革命”，以政代党（各级革委会管理一切）的现象。因此，写这段历史，要把二者完全区别开，是很困难的。但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看，党史属于专史；国史则属于通史性质的断代史。党史要充分反映党的自身建设、党的理论路线主张、政党学说和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其他思想的交锋；国史则除了要反映国体、政体和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之外，还要讲民族、疆域、领土等问题。在有些问题上，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在另一些都要研究的问题上，则侧重点有所不同。总之，既要努力探寻它们的内在联系，更要找到它们各自不同的坐标，找到它们的各自的侧重点。总之，国史研究要认真借鉴、学习中共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的成果及其独特的方法，要加强同友邻学科的协作、交流，而且要注意同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开拓我们的视野，从横向的比较中加深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