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评论作为一种特殊的史学实践活动，它所关注的是历史学研究的所有方面、全部过程。这也就是说，它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评论史学活动的所有方面和全部过程。因此，史学评论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一般说来，事实评论、价值评论、文采评论、史德评论，是史学评论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
    事实评论是史学评论的最基本的方面。事实评论是考察历史研究成果中所涉及的基本历史事实是否具有真实性。史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据在于历史事实，只有坚持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才能使史学活动获得坚实的基础。因此，评论历史事实是否具有真实性是考察历史研究成果是否具有价值意义的前提条件。
    追求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并把这视为史学评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之时，“秉笔直书”就是史家所遵循的记事原则。为中国史学开创求实传统的“董狐精神”，时至今日仍是史家撰史所追求的境界。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存实录、写信史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随着史学的发展、史学意识的增强，追求历史真实，已从对历史撰述的要求成为评论史学活动的一项具体原则。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提出的有关史学评论的范畴如“详实”、“准当”等；又如刘知几《史通》的《直书》、《曲笔》专篇，分析“直书”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则会造成实录难求。宋人吴缜在《〈新唐书〉纠谬》一书的序文中指出，评论一部史书的优劣、高下，要看它是否具备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基本条件；吴缜又认为，于这三者之中，以事实最为重要，他说：“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吴缜把“事得其实”作为撰史的基础和评论史书的主要内容来看待，显示出他在史学评论上的卓识。
    中国古代史学家的“求实”从长远来看，是为了传存信史；从现实来看，是为了“劝诫”，正如同刘知几所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注：《史通·直书》。）近代史学家也极力主张史学评论应以“求真”为前提，认为：“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虽然，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倘若从追求历史事实真实性与治史目的的关系把握上来看，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追求历史事实真实性，同样是为其史学目的的实现创造前提条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所探索的是人类关于自身的科学认识，即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由此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它就不是一般的“实录”和“实事”了，它所要求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是能够反映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真实内容。
    历史文献资料是史学家根据历史上所发生的真实事件，经过选择后的记录。研究历史必须依据史料才能进行，史料包括实物与文献资料，我们更多地是运用文献资料来进行历史研究，而当我们在选择、运用文献资料时，难免将记录者的主观意识视为历史事实或者只将记录者的主观意识作了部分的清除，由此而影响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另外，研究者自身也难免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渗透或浸染所选择和运用的文献资料，以至失却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作为事实评论，考察其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是考察史学家在反映历史真实时，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或偏离了历史的真实性，即考察他们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和状态。尽管不带任何主观意识的历史事实是难以企及的，但事实评论的作用是在逐步推进史学领域的科学认识。
    历史事实作为一个概念，它既可以是一个人名、地名，一个朝代建立的具体时间、一次战争的具体过程，也可以是一种历史现象的概括、一种历史过程的抽象。作为前者，可以借助于史学的辅助学科如考据学来解决真实性的问题，而关于后者，更多的是运用历史与逻辑的方法来解决。
    二
    史学的价值评论以事实评论为基础，是对事实评论的深化和升华。具体说来，价值评论是对史家、史书关于历史事实的解释、论断是否允当，以及这种解释与论断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与价值的评论。总之，价值评论是对史家关于历史事实价值判断的评论。
    史家、史书关于历史事实的解释与论断，是史家在确定了历史事实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对于历史事实所具有的性质、特点、作用以及意义等方面的深层考察。不同时代的史学家、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史家，他们都将依据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史学方法对历史事实的性质、特点、作用以及意义进行肯定或否定、好与坏、积极与消极的解释与判断。这是史家对历史事实所作的一种价值判断。
    历史上许多史家并非认为对历史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清代著名考史学者之一王鸣盛认为：“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宣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义法，擅加予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注：《十七史商榷·序》。）在王鸣盛看来，“议论褒贬皆虚文耳”，无论作史者或读史者，都只须追求历史事实的真实，惟其如此，才是“学问之道”。西方史坛19世纪的代表人物兰克，将自己研究历史的目标规定为：“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注：转引自[英]乔·皮·古奇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170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10月。 ）他反对对任何历史事实作出价值判断。他们重视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固然是对的；然而，人们的史学活动证明，对历史事实进行价值判断，这是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孔子以“《春秋》笔法”开历史事实之价值判断的先河，如《春秋》的例，大多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司马迁则善于运用“于序事中寓论断”的表达形式，即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把价值判断表达出来。主张历史研究应“如实直书”的兰克在他的著述实践中也很难做到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如他在所著《教皇史》一书中指责普法战争是法国侵略普鲁士，他评价梯也尔“对于正当的事业作出伟大的功绩”。由此看来，对历史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是任何史家都无法回避的，价值判断渗透在整个历史学研究过程之中，甚至对史料的选择都不能完全脱离某种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