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历史学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价值判断，而史家又因其所持的世界观、历史观、史学思想、思维方式以及史学方法的不同，因此，价值判断差异之存在就成为必然的了。那么，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才是符合客观历史真实的？才是符合科学的？价值评论就是通过分析、批判从而进行选择并以此规范和引导制约价值判断的诸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评论就是对史家、史书关于历史事实价值判断的再判断。
    价值评论既是一种价值判断，首先应解决的是价值判断的标准问题。由历史事实所反映出来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人生等许多方面，各方面都有着具体的价值判断标准。然而，许多方面的价值判断标准都受制于一个根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一带根本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如何决定？由于史家治史的目的是构成价值判断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或决定因素。所以，价值评论的标准最终是为史家治史的目的所决定。
    价值评论的视角具有多样性。史家关于历史事实的解释与论断，几乎涵盖史学活动的所有方面、全部过程，既包括对历史上所曾发生的某一具体历史事实的解释与论断，也包括涉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某些历史事实的解释与论断。评论的对象可能是关于历史的，也可能是关于史学的或史学方法的。总之，价值评论的对象是宽泛而多样的。根据价值评论的这一特性，在进行价值评论时，可以从整体上进行全面评论，也可就某一方面、从某一角度进行评论。价值评论采用多样性的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评论对象，这将更加有利于对评论对象的把握。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价值评论是对史学思想的发现与创造。价值评论是评论者对史家、史书关于历史事实价值判断的再判断。在这一过程中，评论者的视野并非仅仅停留于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而是透过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去揭示形成这一价值判断的世界观、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等，史学家虽然对于某一历史事实作出了价值判断，但往往未能自觉意识到其世界观、历史观、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等因素，对他们进行价值判断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而经过史学评论者的价值评论，便可能获得一种新的发现。说价值评论是一种创造，这是因为价值评论就是一种批判过程，它需要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经过分析，揭示出对历史事实判断中带规律性的本质问题，由此而倡导一种史学思想。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关于史学价值评论内容这一特性的最好说明。
    价值评论是史学评论的内容之一，但它完全可以作为史学评论的全部内容看待。我们把它与其他几个方面并列起来而构成史学评论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为着表述上的方便。它在史学评论中的这一重要地位，是由它的特性与作用所决定的。
    三
    历史著作要获得生命力和社会价值，主要在于它能否揭示重大的历史事变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或是真实地、至少是比较真实地反映某一社会历史的面貌。历史著作要获得这种生命力和社会价值，还有美学上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著作的结构之美，即通常所说的体裁和体例；一是历史著作的语言表述之美。文采评论即是对历史著作在文字表述上的审美评论。文采评论在史学上有着久远的传统。从历史撰述的发展和史学评论的发展来看，历史学家和史学评论家们对历史撰述之语言表述有着具体的美学要求。
    历史著作是以语言作为符号，向人们传达历史的信息，揭示历史的真理。优秀的历史著作，总是伴随着史学家良好的语言表述素养。由于多数优秀史家都十分重视历史撰述的语言表述，所以历代史学评论家都把是否讲究语言表述作为评论历史撰述的一个重要准则。班彪评论司马迁的《史记》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注：《后汉书·班彪传》。）陈寿撰《三国志》，也被时人称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注：《晋书·陈寿传》。）刘知几在《史通》里所作的理论概括是：“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历史撰述中的“叙事”主要是语言表述问题，以上所作的评价，实为对史家语言表述能力的肯定。宋人吴缜评价史书的标准为：“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注：吴缜《〈新塘书〉纠谬》。）章学诚也曾讲到史书的“文字之佳胜”的问题。（注：《文史通义·文理》。）梁启超所论的“史家四长”中的“史才”一项，也十分强调史书的文字表达的重要，这些都是对“文采”的强调。这说明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史学评论家，都把善叙事、重文采看作是历史撰述的一个重要的要求。（注：参见瞿林东《历史著作语言表述的美学的美学要求》，载《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从历史撰述和史学评论的发展来看，文采评论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表述的准确。凡以语言作为表述的形式或手段的学科、专业，都以其准确性作为一个基本要求。但是，若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来进行考虑时，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则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其规律去说明具体的客观历史发展过程。前者是从历史个体到一般，后者为一般到历史个体。只有以准确的语言揭示出历史个体的个别特征即特殊性，其规律的概括才最具有一般意义即普遍性；再现具体的历史过程，倘若缺乏语言的准确性，其再现的历史个体就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个体或不是具体的历史个体。所以，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语言表述的准确是保证历史事实获得真实性的重要因素。另外，从史学论著的表达方式看，往往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达到对历史本质的揭示，这一过程，在语言的运用上多为分析、抽象、概括即论断性的。给历史现象下论断，不仅需要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还需要高度的准确性。贾谊《过秦论》的语言运用就是一个典范。总之，语言准确性在历史研究中具有自己独特的意义。
    语言表述的凝炼。语言具有丰富的深层意义就意味着凝炼含蓄，在有限的语言中包涵尽可能丰富的意义，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给读者留下无穷的余味和深沉的思考。这和语言运用的准确性相比较，是对史学家在语言运用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中国古代史论家对此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认识。唐代刘知几论“叙事之工”，一为“简要”，二为“用晦”。他论用晦的特点是：“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注：《史通·叙事》。）他举《左传》、《史记》、《汉书》中的若干事例进一步指出用晦的长处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夫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注：《史通·叙事》。）（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2章。 ）刘知几通过对“用晦”的解释充分阐明了凝炼含蓄的意义。
    语言表述的生动。历史是运动的，历史人物是运动的，历史事件也是在运动中发展的。历史撰述应当把这些运动表现出来，即需要语言表述的生动。梁启超对此所论甚为中肯。他强调要把历史写得“飞动”起来，才能感动人。他说：“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历史家如无这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注：《史通·叙事》。）（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2章。）史笔“飞动”， 尤适于记述重大的历史场面，特别是恢宏的战争场面，中外历史名著都具有此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