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外交折冲
        在向美、英、印、尼求援的同时，西藏地方也向中央政府派出了以孜本（西藏地方财政官--作者注）、夏格巴（藏独分子，曾任1948年非法出行印美英等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作者注）为首的谈判代表团，1950年3月初，夏格巴抵达印度的噶伦堡，在要求就其工作问题尽快拜会尼赫鲁的同时，他一面通过达赖哥哥的岳父、曾任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委员的朱绶光（汉族人）转呈信件，一面直接致信中央驻香港的有关机构，要求在香港会谈。为表明西藏问题乃中国内政及避免外界的不良影响，5月24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14]（P,232）据此，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28日复函夏格巴：“中央人民政府很关心西藏的情况，欢迎你们作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前来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因此你们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赴中国代表团，谈判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35]为推动谈判，中央委托西南局在5月27日拟出西藏和平谈判十项条件，其中第八条为：“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29日，毛泽东审阅时在“西藏人民”之后加上“及西藏领导人员”等字后，批准通电使用。[15]（P,378、476-477）
        尼赫鲁虽然赞成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却希望谈判在印度举行，6月4日，它与英国合谋在加尔各答强行阻止了夏格巴的行程。早在2月下旬代表团从拉萨出发前，噶厦就请求印度为其赴香港提供方便，印度反对夏格巴赴京，因为它对此时在北京谈判的结果没有信心。如果尼赫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9月宣布解放西藏是一时愤激之言的话，1950年新年献辞给解放军规定的解放西藏的任务却使之忐忑不安。在中国未对西藏前途进而对印度在藏利益做出承诺之前，不能把夏格巴这张牌交出去，他希望在印度谈判以便保持密切的注意和影响。3月初，印度外交秘书梅农要求英国驻印高级专员奈氏（A.Nye）推迟夏格巴的行程，因为“西藏与中国接触的任何努力均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28]（P,648）4月7日，奈氏通知夏格巴，要推迟给代表团赴港的签证。印中甫建交，尼赫鲁马上决定促使西藏代表在新德里与即将抵印的中国大使谈判。[14]（P,233-234）在6月4日被阻止登机后，（注：印度一个偶然的错误使夏格巴等获得了赴港的签证。Goldstein,M.C.,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the Lamaist State,pp.649-651.）梅农和奈氏7日劝导夏格巴说，北京显然不会平等对待西藏代表，所以不能去那里谈判，新中国代表即将抵印，加上印中之间的良好关系，新德里已成为更合适的谈判地点。[28]（P,657）无奈之余，噶厦只好决定在印度谈判。
        对西藏代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个中原因，中国政府知道是“受到外国的唆使和阻挠”。[31]（P,397-398）看来，不诉诸适当的武力就不足以推进和平解决的进程。6月下旬，解放军一部开始渡金沙江与藏军接触。8月3日，香港报纸刊载了刘伯承宣布解放西藏日期已定的消息，引起了尼赫鲁的不安。[29]（P,439-441）为避免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潘尼迦于12、22和26日三次与中国政府讨论西藏问题，极力要求中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36]鉴于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即将开始，印度政府12日向中国表示，英国政府已撤消拒发西藏代表团签证之举，该代表团已有动身来京的方便。印度还把阻拦西藏代表的责任完全推给英国，并称是它才使英国改变了立场。[31]（P,397）在26日的备忘录中，印度先以撤消在联合国的支持威胁中国不要进军西藏，声称其特别关心的是不要以军事手段解决西藏问题，然后又声明：“如果能在中国主权的框架内对西藏法律上的自治进行合适的调整，将会创造一个特别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注：FRUS,1950,vol.6,p.477.10月18日，梅农在致袁仲贤大使的照会中仍称：“印度政府关于西藏的全部建议就是在中国主权框架内的自治，这种自治应通过和平协商取得”（熊真：《一对外交官夫妇的足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这是印度首次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而没有重复此前的所谓宗主权的立场，企图以此换取中国的让步。对于印度的上述表示，中国方面迅速做出反应。8月14日，针对尼赫鲁的有关忧虑，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回应潘尼迦照会的方案：“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不但中印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即连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及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一样可以和平相处。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代表，他们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37]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31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29日的指示通知印度驻华大使，若西藏代表在9月中旬仍不来京，解放军就向西藏前进。[15]（P,475、488）鉴此，梅农在9月5日要求夏格巴拜会已经抵印的中国代办申健并在大使到达后开始谈判。8日，尼赫鲁拒绝了夏格巴关于印度在谈判中居间作证的要求。他劝导说：印度政府“当然可以敦促中国军队不进藏，但若你们诸位代表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这就难办了，印度居间作中证，那是30年前的老话，那时和现在不同了。”“现在，诸位代表珍惜开始谈判之时机甚为重要。”[14]（P,234-235）然而，由于受外国长期恶意宣传的影响，西藏代表在初步谈判后仍犹疑观望迟不离印，解放军于10月6日发起攻击，21日解放了藏东重镇昌都。
        印度领导人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甚为不满。以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帕特尔为首的干涉派再度活跃，他们反对尼赫鲁的对华政策，主张与中国对抗。在11月7日给尼赫鲁的长信中，帕特尔认为中国解放西藏不仅会使印度在藏权益陷于危殆，而且将对印度的外交、边境安全和国内政治都造成严重威胁，他要求彻底检讨既往政策，停止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和中国对抗并与美国合作。[22]（P,29-35）但尼赫鲁决心尽可能以外交手段达到目的。因此，在命令驻藏各机构不得撤出和继续向西藏秘密提供武器援助的同时，他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14]（P,23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