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和28日，潘尼迦两度照会中国政府，声称“中国入侵西藏”会影响谈判的和平结局，使中国在联合国更加孤立，“印度对此感到悲叹和深深的遗憾。”中国断然予以拒绝后，印度于11月1日再次提交照会，其立场与8月26日的备忘录相比大为后退，重弹所谓的中国宗主权之下西藏自治的老调，声称如果不停止军事行动，它就“不再劝告西藏代表赴京”。最后，印度终于提出了它真正的要求并摆出对抗的姿态：“印度政府对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或其在西藏的国民谋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同时，印度政府曾指出：某些权力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它们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这些关系表现在：印度政府在拉萨派有代表，在江孜和亚东有商业代表，在到江孜的商路上有邮政和电讯机关。为保护这一商路，四十多年以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印度希望这些机构应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和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的宗主权。因而在拉萨代表团的人员以及在江孜和亚东代表机构的人员已受命留守在他们的岗位上。”[34]（P,164-167、177-181）印度政府在提交照会的同时，再次阻拦西藏代表前往中国、煽动和帮助噶厦向联合国求援，以此向中国施加压力。昌都战役开始后，噶厦命令夏格巴立即动身赴京谈判，10月23日，梅农劝夏格巴暂停，他说：“如何对待条款，拉萨无任何明确答复，却让你们去北京，此话令人吃惊。”31日，梅农为此又派专人递送他给夏格巴的亲笔信。与此同时，理查森煽动噶厦于11月1日命令夏格巴不得启程，因为他此时赴京将“明显在强制下工作”。[14]（P,240-241）尼赫鲁还指令理查森向噶厦建议：如果他们希望获得外国援助，就可以给联合国去信求助。为避免承担责任，巴杰帕伊认为“由西藏而非印度把该问题直接提交联合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29]（P,440-441）理查森帮助夏格巴起草信件，其原件于10日被电传到联合国，副本分致驻印度的各国使馆，要求联合国对中国的“侵略”进行干预并求得各国的支持。[14]（P,243-246）15日，当萨尔瓦多在美国的指使下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外国入侵西藏案”后，印度的初步反应是决定支持西藏的呼吁和上述提案，同时在联合国内加紧活动，希望英国和其他国家与它保持一致。[28]（P,726-728）
        针对印度政府的上述行动，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坚决反对其对我主权的干涉，另一方面在政策上保持了必要的灵活性。10月22、28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在主权问题上要持强硬的立场。[15]（P,587、627）在10月30日和11月16日的两次复照中，周恩来反复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国的既定方针。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结果如何，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印度政府所认为可悲叹的观点，不能不认为是受了西藏方面与中国敌对的外国势力的影响，而表示深切的遗憾。”“印度政府企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十分惊异。”然而，由于深知印度的态度对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影响，在两次、特别是16日的复照中，周恩来重申中国此前为和平谈判付出的诚意和巨大的努力，中国进军的原因完全是因为“西藏代表受外界唆使，制造各种借口，迟不离印”，尽管如此，中国仍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愿望。关于印度在照会中提出的在藏权益，中国“欢迎印度政府又一次申明对中国的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谋取新的特权，只要彼此严格遵守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友谊应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34]（P,177-178）
        与中国的军事行动一样，尼赫鲁的外交攻势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中国16日的复照使他做出了不对萨尔瓦多的提案采取行动的决定。在18日给帕特尔的回信中，尼赫鲁指出：中国的答复有缓和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特别提及我们在拉萨的使团和我们在亚东等地的商业和军事机构，我们曾在照会中特别提及，虽然中国没有直接回答，但复照最后所指的正是我们的这些机构。我们本来是等着要我们撤走的消息，事实将表明他们这样做有某种意义，而且照会反复强调要加强与我国的友好关系，并答应给西藏自治权。”尼赫鲁还认为印度无力承担与中国军事对抗的压力，况且已树敌于巴基斯坦，“我们不能在东西两侧都树敌。”印中有很长的共同边界，要长久地保持印度的安全必须以两国友好达致，中印可能的交恶会给两国和亚洲带来无穷的灾难。[26]（P,41-47）印度当时的情报局长穆立克称，印度军队根本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所以军事冒险不得不因此放弃。[19]（P,80-81）鉴于以上考虑，尼赫鲁在21日指示劳氏：在与中国交涉的关键时刻，“任何对中国的谴责都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极大的危害。”24日，劳氏要求推迟表决并得到英美的支持，（注：劳氏在联大辩论前特别向美国代表通报了印度的新立场，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其实不消劳氏浪费口舌，因为在10月30日巴杰帕伊拒绝汉德森之印度允许美国援藏武器过境的请求后，美国就对印度的政策变化已失去了信心，它的政策是“无论印度的态度如何美国均不能有公开的异议”。因为“美国对印度在该问题上领导地位的支持将有助于美印关系更好的发展”。FRUS,1950,vol.6,pp.583-584,440-441,577-578.）他声明中国已停止进军并转向和谈，“印度政府对此有信心而且相信该解决可以延续几十年以来的自治。”[28]（P,729、734-735）在允许西藏代表赴北京后，尼赫鲁告诉西藏代表说：在争取解放军不进驻西藏的同时，要承认西藏回到中国，国际地图早就表明西藏属中国，故必须承认。西藏外交要由中国管理，不承认这一条也没法谈。[38]
        谈判前夕，西藏分裂势力把17岁的达赖喇嘛挟持到亚东，企图重演十三世达赖逃印的历史。为推动达赖喇嘛外逃、破坏和谈，美国撇开印度开始单干。从1951年年初直至中央与西藏地方谈判成功之后，美国驻印度（新德里和加尔各答）使领馆及中央情报局，勾结在印的西藏分裂分子夏格巴及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等人，数次密谋，以重金诱骗并声称已为达赖喇嘛在泰国、锡兰和美国安顿居所，企图以此来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39]为争取印度的合作，确保西藏和平解放的顺利实现，在1951年1月26日这个中印建交后的第一个印度国庆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除了分别致电印度总统普拉萨德和总理兼外长尼赫鲁外，还亲自出席了潘尼迦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同时出席的还有其他党和政府及人民团体负责人共400余人，其规格之高使印方大为感动，毛泽东主席还就中印关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月，中国在自己仍然比较困难之时，为缓解印度的灾荒，以易货的方式向印度迅速提供了5万吨大米。[40]3月21日，周恩来召见潘尼迦，希望达赖不要离开西藏。如果按照中央政府的办法来解决，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达赖将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同时，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域。如果达赖不走，经过和平谈判解决，解放军就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也可增进一步，中国西藏还需要同印度通商。如果达赖离开西藏前往印度，就会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个阴影，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37]（P,141）权衡利弊得失，印度别无选择，潘尼迦告诉尼赫鲁，若允许达赖在印度政治避难，印中的友好关系将会受到损害。[41]印度因此回答说它不鼓励达赖离藏，可劝告其不去印度，如果他坚持，印度只按国际惯例予其避难。[3]（P,253）
        1951年4月26日，取道印度、香港的西藏代表抵京与来自昌都的代表会合，3天后开始与中央政府代表举行谈判，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