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科学的求索，并非陈独秀首开其端。在他之前，就有不少思想家进行过探讨。但陈独秀较之他以前乃至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系统、深刻、理智，并显示如下特征：
        其一，主张科学与民主并重。陈独秀深深认识到，近代中国，屡受欺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智不强，科技落后，政治专横。他一改地主阶级革新人士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民主和科学的片面理解，强调科学和民主互为依存。面对鸦片战争的失败，地主阶级革新人士认为英人“船坚炮利”，只有在军事上向西方学习，才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注：魏源（《海国图志》·叙））但他们无意去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为忠君而补天。洋务派目睹了“洋枪”、“洋炮”、“洋人”的威力，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之类的自然科学，取“制造之长”，补中学不足，但他们反对民主政治，无视自由、平等、民权，认为“民权”不能抵御外侮，把人人有自主之权视为“怪妄”之事。太平天国农民领袖们提出“天下是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口号，反对“君主自专”的封建国家，企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农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注：《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天国，但“天父皇上帝”的无上权威，上帝会的宗教迷信，必然扼杀科学精神。
        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一反洋务派只致力于改变经济的方略，比较明确地把效法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废君主立宪制作为变法的中心议题。康有为说：“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从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谭嗣同强调“今日策中国者必曰民权”。但对科学的作用，他们都重视不够。严复虽然涉及到了科学与民主的统一问题，但并未坚持到底，他针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提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政教与学术、科学与民主、体和用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向西方学习，不能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保留中国的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应该从“体”到“用”都效法西方，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要学习西方的政教民主。当革命力量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又变成了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宣传者和捍卫者，走向了民主与科学的对立面。
        孙中山虽一贯尊重科学与文明，提出了“三民”主义，认为真正的知识“必从科学而来”，“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注：《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6页。）经过激烈而持久的思想斗争和武装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等”的思想，但革命的结果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人民仍处于封建专制的灾难之中。
        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有比较系统的解释和论述，既热情讴歌民主，又极力宣扬科学，认为不倡导科学，理性得不到张扬，民主也难以普及，而民主得不到推行，科学也无法发展，民主与科学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种认识，既不同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观，又不同于“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主次说，而主张民主与科学“若舟车之有两轮”缺一不可，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其二：科学精神的张扬，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无疑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迅速传播是分不开的。由于陈独秀高举科学大旗，竭力宣扬科学精神，承认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主张主观意识应反映客观对象，因此，面对世界发展大潮以及中国落后的现状，陈独秀于1920年上半年就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一些问题，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办刊物、写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科学和民主，在知识分子、广大青年乃至全社会赢得了很高威望，成为一大批人学习的榜样。因为他的转变，他创办的《新青年》和其它刊物的主旨和趋向也随之转变，从而也就带动和促进更多的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由于他的实践活动、广泛影响和巨大威信，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几度成为最高领导人，对推动中国社会质的飞跃起了不可磨灭的先驱作用。如无一种除旧布新的科学精神和气质是难以办到的。
        其三：陈独秀对科学的推崇，其主旨倒不是要人们去研究具体科学，学习制作技术，而是要人们树立科学态度，发扬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用科学头脑去洞察社会，认识时代，探索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以便更好地去改造它。因此，他反对宗教迷信，反对愚昧盲从，对一切不切实际的偶象进行无情抨击，这对醒悟国民确是一种良好的治本之法。
        其四，以西方作为参照系。陈独秀对科学的提倡和宣扬，往往是以西方作参照系。“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4页。）“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昔蒙昧之世，今浅化之民”，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不重科学。而我们中国，至今尚未走出蒙昧时代，还多为浅化之民，更应“急起直追”，高扬科学。他对吴雅晖所说的“新文化若不竭力发挥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简直是复古的倾向，不是革新的倾向”的观点，认为是最近思想界的顶门针。因为，“如果离开了物质文明，离开了自然科学的思想，容易发生复古的清淡的流弊”。（注：《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版，第261页。）又说：“余辈以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其应提倡尊重。”（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其五，冷竣的哲学思考不够。陈独秀提倡科学，坚持无神论，强调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其唯物主义态度十分明显。但其哲学观点也有惊人的混乱之处。他曾经把奥斯特瓦尔德的唯心主义“唯能论”与物理学上的能量守衡定律混为一谈，并当作宇宙的根本规律。陈独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实践者的时代，他的一生也是反封建、反迷术、反专制，为民主和科学奔走呼号的一生。但他常常把实践与实证等同起来。在理论上他也希望各门学科，包括抽象性较强的哲学也应有强烈的实践性。这一观点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却将实践性和实证性混同一体，包括哲学也应向实证科学靠拢。因此，他片面推崇归纳和实验，轻视演绎与推理。他说：“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而注重演释之法，乃是中国“学术不进”的“一大原因”，理应排斥。的确，在古代哲学中，演释方法较之归纳方法要发达一些，这与生产力发展低下，实验手段原始，使人们难以把握可供归纳的材料有关，缺乏归纳的演绎容易走向主观推测。因此，近代科学十分重视归纳和实验，陈独秀无疑受到近代科学的影响。但那种轻视演绎的归纳无疑问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五四前后，杜威和罗素先后来华，在各省巡回讲演，在中国思想理论界掀起了不小唯心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浪潮，陈独秀本人也受了极大影响。他曾说：“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国罗素底新唯实主义的确哲学。”（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8页。）在其《自杀论》一文中，充满了唯心主义观点。他反对迷信的态度一向都很激烈和坚决，但在对宗教的态度上，一度较为模糊，对詹姆士、罗素等人不反对宗教的看法表示认同，甚至说新文化运动反对宗教“是一种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可见，陈独秀面对各种思潮的冲突，其思想还是摇摆不定的，虽然在其后期唯物主义观点和反宗教观态度十分鲜明，但由于身陷政界，劳顿奔波，也未能建立一个象样的哲学体系，其哲学思想较之政治和文化理论还是逊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