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确立了反帝纲领。纵观党的历史，其反帝纲领的具体目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不少论著对其反帝纲领作了详细的论述，但对这一问题尚缺乏必要的考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党早期（1927年前）的反帝目标作进一步的探析。
        一
        党成立以后即在探索党的纲领和革命任务等重大问题，1922年5月，党对中国社会状况和现阶段的革命对象，已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1]（P478）到“二大”，便制定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这一目标在当时的具体内涵和主要任务是什么？1927年2月，瞿秋白认为，五年以来，对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这一口号的内容，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释。虽如瞿秋白所言，未见有明确、具体的阐释，但从党的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阐述来看，在1927年以前，反帝的内涵是废除不平等条约。
        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第一次公开作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表示，便是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2]（P45）。“此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之嚆矢”[3]（P78），是中共第一次表明废约主张，亦是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以政党名义发表的废约主张。陈独秀于8月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提出“废止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法权，清偿铁路借款收回管理权，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4]（P186）。
        不过，此时党还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放在首位，在这个时局主张中，仍认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2]（P35）。在二大宣言中，党提出的奋斗目标，第一项是“打倒军阀”，第二项才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2]（P115）。一年以后，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到1923年8月1日发表的第二次时局主张，才把“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放在“打倒军阀”之前[2]（P178）。此后，党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认为“帝国主义的列强（英、美、法、日）是我们的第一仇敌，比军阀更毒的仇敌！”[4]（P401）同时，也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反帝的具体目标。
        党的有关文件、声明等，一再提出这一目标。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在“共产党之任务”一章中，提出“目前的要求”，第一项就是“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2]（P141）。
        1924年11月19日发表的时局主张，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第一项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2]（P306）。1925年7月1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提出“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2]（P428-429）。1926年7月12日发表的时局主张，提出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的“共和政纲”的最低限度为：“一、废除辛丑条约及其不平等条约；二、收回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收回会审公堂，废除领事裁判权；三、各国撤退驻华海陆军；四、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5]（P155）。
        中国共产党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反帝的具体目标，是由于帝国主义正是凭借不平等条约奴役中国的，“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人之奴券”[4]（P574）。中共二大认为帝国主义已操纵了“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国实际上已“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向导》周报在创刊号发表宣言，详细分析了不平等的条约特权给中国造成的种种恶果。“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正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使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6]。三大制定的党纲草案也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2]（P135）。由于“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7]（P62），因此，“我们现在要反抗帝国主义，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8]（P942）。在告中国民众书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我们民族自由运动之初步与关键，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2]（P400）
        在每次反帝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也总是将斗争的目标引向废除不平等条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即于6月6日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并强调，这一目的一日不达到，“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随时随地都有被横暴残酷野蛮无耻的帝国主义蹂躏屠杀之危险”[2]（P421）。陈独秀于1925年6月20日发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提出，“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7]（P77）。
        “五卅”一周年之际，瞿秋白著文说，“全国各地这种民众一致反抗卖国军阀的运动，当然要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一致的目标--五卅的惨杀，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行使这些条约的结果”[9]（P485）。再如，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用通牒拥护剥削中国主权最甚之辛丑条约”，以及“指使段祺瑞屠杀反对此项最后通牒的学生与市民”的行径，中共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斗”，“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5]（P88）。随后又一再提出“废除辛丑条约及其它不平等条约”。
        显然，中国共产党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视为推翻帝国主义的同义语，反帝主要落实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上。瞿秋白在1925年8月更明确地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换句话说，便是要根本推翻列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地位；具体的说来，便是要求收回一切租界，收回海关管理权，废除协定关税的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废止外人在华得自由设立工厂等等的特权”[9]（P321）。
        对于国民革命，共产党人认为主要是反帝运动。如陈独秀在1924年就认为“国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两个意义相类的名词，所以反抗国外帝国主义之压迫是国民革命运动之中心工作”。[10]文恭也明确地说，“我们国民革命中只是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我们最初步的而且是根本的办法，其余都是治标的罢了。”[11]瞿秋白后来在1927年亦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将中国解放出来。”[12]这种看法在共产党人中是非常普遍的。
        相应地，他们对于国民革命反帝内涵的界定，也是限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范围。邓中夏认为，“‘国民革命’亦叫做‘民族革命’”，就国民革命本身的要求来说，“不过只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关税权，领事权，租界权……等），并不根本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一切经济机关（工厂、洋行、银行……）”[13]（P128）。彭述之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原则是在‘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但是所谓推翻帝国主义，还说不上是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只是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殊权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14]。他认为，这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只是中国革命最低限度的要求”[9]（P791）。也就是说，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最起码的要求，这一要求即是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中共同的反帝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