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前所述，党的目标是要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并已多次总体提出。但在这个时期，党侧重于经济方面，尤其是关税方面的条约特权。
        中共中央在1924年11月发表的第四次时局主张中，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2]（P306）。党的领导人也多次表示这一主张。陈独秀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要算干涉海关收税权、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航行内河、纸币直接流通市面、强迫租借领土这五项最厉害，而在这五项之中，“尤其是干涉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人的死命；因为其他四项还是局部的或是一时的，不像干涉海关能够使全中国人永远不能抬头”[4]（P387）。针对1925年举行的关税会议，他提出，这一问题是“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第一重要关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力争关税自主”，要求“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等一切人民团体，都应表示一致的态度：对于在这次关税会议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国家，加以罢工排货的长期抵制；对于只图加税不争关税自主的中国政府，立即请他下野。”并明确表示，“我们所谓关税自主，具体说来，乃指税则自主与管理自主二事。”“我们所要求的关税自主，不但是无条件的，尤其应该马上实行”，绝对不能以裁厘为条件[7]（P100-101）。
        为什么党把收回关税主权放在废约反帝斗争的首位？
        其一，从当时的背景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丧失了大战期间“发展的最好机会”。尤其是通过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协调了关系，“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2]（P106）。这种协同，将使中国在经济上陷入深深的困境。
        其二，关税主权的丧失，是中国产业落后，经济崩溃的基本原因，亦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最重要的手段。中央通告指出，“协定关税制，税则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制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外货之市场”[2]（P211-212）。恽代英、邓中夏等共产党人亦撰文详细探讨了协定关税对中国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指出“我们现有的关税制度，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征服中国最重要的武器。”“中国因为外债的负担，关税的束缚，全国人民喘息苦楚于贫乏扰乱状况之下，国内工业永无发达之望。”所以“我们这种反抗，是为我们的生存，不能不起的抗争”[15]（P421-432）。由于物价的上涨，这种协定关税制度不能切实保证值百抽五的低税率，即使以值百抽五计算，“中国税收上的损失，每年亦有千余万两之数”[16]。因此，“考中国所以贫乏的原因，即因产业不发达；产业所以不发达的原因，即因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欲救中国，必先收回关税主权”。[13]（P59-60）
        《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宣言》也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宰割中国最残酷的手段，莫过于掌握中国的关税主权。”“这不仅我国每年将近一万万元的税款受制于外人，更使有机会利用收税的权利，限制使用中国货币，以扰乱破坏中国财政经济的现状。我们眼睁睁看见全国一二百个海关税务司、帮办等职位，尽为外人操纵住了，眼看见他们利用这种职位与权力，把中国的经济命脉紧紧操纵着。”“帝国主义的剩余商品便得着这个海关权的保障，可以在中国垄断一切了。”[17]（P385-386）
        其三，协定关税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关键，也是造成中国贫困、动乱等各种问题的根源。“中国的海关在外人控制之下已经八十余年（一八四二至一九二三）。在此八十余年中，中国与列强协定税则，到雇用外人帮办税务，由雇用外人帮办以至外人代管，在外人是得步进（步）的侵略，在中国是主权逐次的断送”，由此造成中国动乱不已。“外人自把持中国的关税以来操纵（垄）断中国的市场，洋货一泻千里的从欧美流进，中国原料毫无限制的输出，中国为甚么有土匪，内乱，战争？单纯由於军阀和政客的野心吗？军阀断不能强迫有职业有生计的人当兵匪。外人不断的侵略将中国人民的膏血搜括以去，中国人民失业流离，只有做土匪和当兵的一条路。”[18]“中国手工业的破产，人民生计的穷迫，没饭吃，没衣穿，人民日益流于失业的，成千累［万］，他们自然会流于兵匪流氓之一途。中国几十年来的内乱，也就是帝国主义赐给我们的恩惠。”[17]（P386）而且，洋人把持海关，不但输入商品，排挤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还要输入鸦片，吗啡和军火以荼毒中国人民，助长中国内乱。还要以关税担保，大借外债以扰乱中国与延长军阀的寿命”。因此，“中国的乱源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侵略之总关键在协定税则与洋人把持海关”[18]。
        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艰难处境，反映了社会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人亦有同样的主张。孙中山也认为，帝国主义“经济力的压迫”，比“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19]（P201）。胡汉民1929年在立法院纪念周发表演说时指出，“在我们所受的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中，第一，是关税不能自主。关税权的丧失，在民生上，在国际事业上，所遭的打击和痛苦，实在难以言尽！……其次当然就轮到领事裁判权了”[20]（P178-179）。舆论亦认为，“不平等条约束缚之痛苦之厉害，莫甚于关税之被限制，故常以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当以关税自主为先”[21]（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