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学生运动及由此而起的“五月风暴”震撼了整个法国，震惊了整个世界，对法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是一次什么性质的运动？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认为这是一次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有的认为这是一次文化革命，有的认为这是一次日常生活革命，有的认为是代际冲突，甚至还有人认为，学生参与运动的出发点各异，指导思想庞杂，这是一次难以定性的革命。我认为这是一次法国学生用革命方式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资本主义法国的批判运动。如果从学生运动爆发的大背景、进程、指导思想以及主要内容来加以考察，就可以对这场运动的性质有着大致的理解和把握。
    一、资本主义历史坐标上的学生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进入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使人们经历了巨大变化。首先在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据统计，1913-1938年间的25年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共增长了52%，年平均增长率不到1.7%，而1946-1970年间的25年中，却增长了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6%左右（注：王斯德、钱洪：《世界当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1959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848亿美元、173亿美元、233亿美元、361亿美元、288亿美元，1970年则分别剧增到9854亿美元、2035亿美元、1855亿美元、1224亿美元、1409亿美元（注：《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以法国为例：1949年，汽车、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的产量分别为28.6万辆、0.2万台、83万台、32万只；而1970年则分别为275万辆、151万台、292万台、1090万只（注：《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225、255、259页。）。1966年48.8%的工人拥有汽车，52.5%的工人拥有电视机，64.4%的工人拥有电冰箱，48.3%的工人拥有洗衣机，31.8%的工人拥有录音机（注：弗兰克·L.威尔逊：《1963-1969年法国民主左派：面对一个现代政党体系》（Frank L.Wilson,The French Democratic Left 1963-1969:Toward a Modern Party System），加利福利亚斯坦福出版社1971年版，第54页。）。当人们看到经济日益发展时，他们的欲望也随之增长和被激发起来。虽然在各个家庭的餐桌上摆着各类品种的食物，人们都有衣穿，住宅里家庭用品都有增加，路上有汽车，屋顶有电视天线，但是每个人对于所缺少的东西的渴望甚于对已占有的东西的欣慰（注：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2页。）。一旦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或现实影响到他们的欲望满足时，不满便油然而生。
    1968年世界经济开始动荡，以美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发生动摇。1967年末和1968年初西方媒体在对西方预测时，悲观态度非常普遍。1968年3月，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金融危机，出现了抢购黄金的风潮。在法国，尽管戴高乐对货币问题非常看重：“要使法国拥有一种标准法郎”，只要他在职，“它的等价是不会改变的”（注：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141-142页。）；但是结果仍是，巴黎同样出现黄金抢购狂潮。鉴于此，人们对西方经济发展前景态度悲观。世界经济动荡恶化了法国经济，也加剧了法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和“毕业即失业”问题也日显突出。这更加剧了学生的不满，导致学生采取激烈的抗议方式。1967年11月，农泰尔的学生就经济衰退而缺少就业机会举行罢课。罢课还传到其他一些大学，包括巴黎索邦大学。
    从更深的思想层面而言，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学成为了新的上帝。科学取代理性，成为判断一切的标准和最高价值尺度（注：张精华：《大洋的彼岸--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状》，光明日报出版社，第227页。）。科学置一切事物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包括人在内。人们在这个曾被划分为主体和客体的世界里失去了自我。人成为一个庞大精密的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使西方国家60年代的青年人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在《文化与价值宗奉》中（1970年）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代人知道、经历过和接受过如此急剧的变化，当代人目睹了能源、通讯方式、人类的范围、宇宙的限制、已知世界的确定性、生与死的绝对命令发生的变化。”“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的所有成年人都必须承认，所有孩子的经历与他们的经历是不同的”（注：张精华：《大洋的彼岸--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状》，第223页。）。正是在这种转变中，以往传统文化行为和价值观念崩溃了，而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又未形成，学生失落了，学生迷惘了，因此许多学者把60年代学生的反抗称为“代际冲突”。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社会进步了，问题也多了。学生们在失落和迷惘中，心浮气躁地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囫囵吞枣地汲取着各种各样的思想，特别是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思想。他们用这些思想来反传统、反权威、反对异化的消费社会，甚至反对现存的一切，并且常常以街头造反的方式来表达。一旦政府对策不当，社会其他阶层介入，学生的反抗就极易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并且规模极其巨大，法国1968年5月学生运动就是典型。就这个意义而言，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无疑是资本主义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物。
    二、学生运动的主要内容
    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的主要内容极其庞杂。但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批判消费社会；反对人的异化，追求人自由的存在；反对权威，争取民主。
    批判消费社会。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消费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但它并没有消除贫困和失业，还带来新的贫因和失业，不但难以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还对他们谋生所需的文化素养、专业训练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提高，人的异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因此，人们对这个异化的消费社会普遍感到不满。学生则认为学校是资本主义制度训练它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的工具和武器，学生变成服从学校中物化关系的劳动商品。于是在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的标语口号中充满了对异化消费社会的憎恨，“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革命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对工业文明的开端的挑战”（注：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戴高乐在1968年底总结五月事件时也说，这次动乱是经济和社会机器，是被拖入经济和社会机器中变成工具的现代人的痛苦和不满情绪引起的（注：威廉姆斯·菲利普斯、M.马丁·哈里逊：《戴高乐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Williams Philips M.& Martin Harrson,Politics and Society in de Gaulle's Republic），纽约多佛布劳德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337页。）。
    反对人的异化，追求人自由的存在。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二战以来，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生产日益社会化，人越来越听命于技术和工具，从而使人失去了自由和主动性，失去了个性和创造性，生产、生活和业余生活都单一化、标准化、规范化。人成了商品的奴隶，人成了劳动的工具。于是人们反对人的异化，要求恢复丧失的人性，重新主宰自己的命运，确保人自由的存在。因此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与以往的革命呈现很大的不同。西蒙·波娃说：“过去促使革命的最初动因始终是贫穷，学生则以一个崭新的要求--自主权取而代之。”（注：西蒙·波娃：《西蒙·波娃回忆录》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雷蒙·阿隆也指出：“由3月22日运动掀起的学生反抗运动的唯一思想是拒绝各种各样的约束。”（注：雷蒙·阿隆：《难以捉摸的革命》（Raymond Aron,The Elusive Revolution），纽约1969年版，第100页。）法国昂热农业高等学院的学生勒内·布列戈登对此印象极深。他回忆说：“这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是一个梦的世界--但这正是我总是铭记于心的东西：给每个人以说话的义务和权力。”（注：罗纳德·弗雷泽等：《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Ronald Fraser,ed.,1968: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伦敦企鹅出版社1968年版，第135页。）对此，萨特在《七十岁自画像》中也总结说：“按照我的看法，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归根结底，在街垒上制造68年5月事件的那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得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注：《萨特文集·自画像》，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3页。）1968年5月学生运动中的口号“权力归于想象！”“不受约束地享受吧！”“禁止禁止！”等，便是要求思想和行动自由的表现。在实践中，学生们畅所欲言地公开表达自己对各种各样问题的看法；他们占领学校，自己管理学校，公然对抗统治他们的政府和大学领导，处处表现出要当自己命运的主宰。参与3月22日运动的成员在这方面最为典型。他们由各种不同的政治信仰的学生组成，但却由一个共同的意志支配行动。它是一个所有的决定都由群众大会作出的组织，它没有正式的领导，没有共同的理论见解（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135页。）。那个“共同的意志”就是人们共同追求自由的存在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