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战后民主化浪潮相一致，在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中，反抗权威、争取民主是其重要内容。学生反抗权威是全面的反抗。3月22日运动参与者内利·芬克埃思特赫的话可为代表：“让等级制度的、权威的、冷冰冰的社会和理性的精英逻辑见鬼去吧！让所有的小老板和高层官僚见鬼去吧！让这个拒绝考虑由它制造出来的痛苦、贫穷、不平等和不公平、并按照人们的出身和技能来划分等级的僵化社会见鬼去吧！”（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135页。）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对大学权威、国家权威、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最为明显。
    对大学权威的反抗。1968年5月以前，教授享有绝对权威。除了上帝，正教授是讲坛的唯一主人（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25页。）。教授对大学生的命运有决定权。如在巴黎大学，欧内斯特·拉伯里斯在经济史方面，杜里夫人在法国文学方面，对青年人和他们的职业拥有决定权（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426页。）。大学生们起来造反，占领学校成立各种机构要求大学自治等都是学生反对大学的权威，要求民主管理学校的表现。恰如雷蒙·阿隆所言：“在大学里，这些主题中特别重要的主题是民主的主题，或者批判资产阶级大学，批判大学的反动角色，批判资产阶级文化。”（注：雷蒙·阿隆：《难以捉摸的革命》，第103页。）对国家权威的反抗。当学生们对大学权威发出挑战时，他们只在朦胧地反抗国家的权威、戴高乐的权威。但当警察开进巴黎大学时，学生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权威是大学权威的后盾，于是他们把矛头也指向国家权威。他们高呼“巴黎大学不要警察”，勇敢地与国家政权的维护者警察对垒街头。这也使得学生运动带有政治性质。经过5月10-11日的“堡垒之夜”，学生对国家政权权威的反抗更加激烈，而且和工人、各政党结合起来。对于他们非常敬仰的，但又在法国享有最大权威的戴高乐将军，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喊出了：“别了，戴高乐！”要求结束戴高乐为期10年的“个人专权制度”。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反抗，而是对所有社会国家主义的反抗，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公开夸耀：“学生想推翻所有现存政体，无论他是拥护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注：L.M.胜威主编：《青年动乱：代际冲突》（Generaleditor:Dr.L.M.Singhvi,National:Delhi,Youth Unrest:Conflict of Generation），国家出版社1972年版，第131页。）对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美国自二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以后，奉行强权政治、霸权政治，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法国学生的不满。尤其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世界人民口诛笔伐，法国学生坚决反对越南战争，而拥戴敢于与强权对抗的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这正体现他们对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是全面的，正如科恩·邦迪所说：“我喜欢具有煽动性地取笑所有权威……”（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135页。）。在推翻权威之后，学生们希望实行直接民主。学生们占领大学，把大学、奥德翁剧院等变成他们的自由论坛，建立各种民主的委员会，如学生公社、学生代表大会、全体学生大会，决议通过民主程序做出。所以雷蒙·阿隆说：“这场运动，是一场对组织权威的反抗，没有什么目标超过打倒这种权威，建立一些造反者的新机构，这些机构经历五月事件后在一定条件下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留下来。”（注：雷蒙·阿隆：《难以捉摸的革命》，第101-102页。）但学生们对消费社会、对权威的反抗，只是批判，而不是打倒。学生们穿着从消费社会挑选的称心服装，吃着消费社会生产的丰富多彩的可口食品，开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小汽车，看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电视……他们一面享受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种种快乐，一面在诅咒着消费社会。因为消费社会不能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各种欲望：住宅建多了，可他们的住宿仍很紧张；投入加大了，可他们的教学设备仍不足；娱乐增多了，可他们消费不起；生活改善了，可他们的贫富更悬殊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增加了，文化素质提高了，可他们仍面临着失业危险；……在1968年5月，当汽油供应紧张，交通不顺时，人们纷纷加入到批判消费社会的队伍行列中；可是到5月30日，“由于汽油恢复了供应，无数的人们离开巴黎去度周末”（注：西蒙·波娃：《西蒙·波娃回忆录》第4卷，第482页。）。这里面也包括学生，由此可见，学生批判消费社会是希望消费社会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能清除消费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1968年9月对学生不满的三个主要原因排位的调查也说明，学生所不满的主要不是消费社会，而是消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学生不满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他们担心一旦他们完成学业，却找不到一份与他们所受训练相称的工作。排在第二位的问题是大学跟不上现代化需求。排在最后的问题是现代消费社会（注：《世界报》（Le Monde）1968年10月29日，转引自弗兰克·L.威尔逊：《1963-1969年法国民主左派：面对一个现代政党体系》，第56注释。）。
    学生对权威的反抗，其主要目标是对准大学和美国的权威。他们建立各种委员会，试图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取代不合理的权威。对权威的反抗，得到了学生们普遍的支持，也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和支持。除此之外，在运动中，尤其是运动中后期，学生们与警察对垒战斗，占领奥德剧院（国家剧院），高喊“别了，戴高乐！”“十年，够长了！”对戴高乐政权的权威，对国家政权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要推翻国家政权的只是极少数。除了一些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这样的列宁团体，用革命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并没有成为一个大众的目标。运动的目标更多地是试图用激进的方式改变各种工作场合的权力关系（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220页。）。在运动中，学生没有去占领法国广播电视大楼，没有人去冲击无人看守的总统府--爱丽舍宫，这证明了学生的主要目的不是反对国家的权威、夺取国家的政权。对于一些左派的政党试图利用学生运动，利用五月风暴推翻戴高乐政权，学生们并没有表现出热情。年轻的革命者不想有人控制他们的行动，不想有政党操纵他们。象往常一样科恩·邦迪最为尖刻地表达了他们对官方左翼的蔑视：“共产党？当我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后面竟尾随着一群肮脏的斯大林主义者，这真是莫大的幸福？！”（注：帕特里克·西尔、莫林·姆克康维尔：《1968年法国革命》（Patrick Scale and Maureen Mconville,French Revolution 1968），第92页。）在1968年6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戴派的保卫新共和联盟获得了293个席位，取得了多数，比在选前的199席多出94席（注：罗伊·皮尔斯：《法国政治和政治机构》（Roy Pierce,French Politic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纽约哈泊和罗出版社1973年版，第104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学生并不是以推翻戴高乐政权为主要目标。学生批判人的异化，追求自由的存在，其目的在于人的现代化。
    三、学生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马尔库塞、萨特的理论，有托洛茨基的思想，有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的思想，有传统的法国革命思想，还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托洛茨基的思想。
    马尔库塞从哲学的否定性思维出发，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在以前，解决物质上的贫困是各种自由的前提，现在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解除了物质上的贫困。然而这种社会又以种种的控制形式加强了对人的奴役和对人性的压抑，使人丧失了真正自由。所以当代工业社会是个“最病态的社会”。
    当代工业社会的“病态”主要表现是把人变成了失去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由于科学的高度发展，工业社会不仅利用先进的手段来操纵生产的一切过程，而且加强了对人的心理、意识思维的控制和操纵，使人们彻底屈从于社会总体的需要。现代文明使人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中、科学和艺术中，还是在哲学和日常思维中，只有与现存制度一体化的一个方面，而丧失了对社会的否定和批判的方面。
    在走向极权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里，人丧失了自由，沦为奴隶。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而且人要改变这种奴隶地位极为困难，因为极权主义社会的管理和统治是具有合理性的不合理体制。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8页。）。
    现代社会还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使人只追求物质生活，丧失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的思维能力。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层次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追求（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0页。）。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借助于无线电、电影、电视、报刊等控制人们的心理和思维，使人丧失了“内心自由”和对现存制度的否定性。
    正因为现代工业社会把人变成单向度的畸形的人，所以对这种病态社会不仅要进行理论的批判，而且要进行实践的批判，进行“意识革命”和“本能革命”，用一种使人充分解放的社会代替这种病态社会。1968年5月学生提出的口号“解放被压抑的本能”，“我越要革命就越谈恋爱，越恋爱就越要革命”就是从马尔库塞的“本能革命论”派生出来的。
    马尔库塞认为，革命的主体是被资本主义社会所遗弃的人和外来的下层人，是在思想上拒绝与资本主义合作的人。而新的左派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思想解放，酷爱本性的自由，具有“反心理压抑”的批判精神，是革命的希望。
    在革命战略上，马尔库塞主张“主动挑衅”和“大拒绝”。“主动挑衅”就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是法西斯专政内容的掩盖物，因而在政治斗争中必须加以揭露。揭露的方法则是挑衅，即把资产阶级政权推向右边，迫使它采取武力，破坏其自由民主的法规体系而暴露其法西斯专政的本质。为此，必须完全放弃议会斗争而搞议会外斗争。“大拒绝”就是把一切造反者联合起来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大拒绝”，即同一切现存的东西进行完全、彻底、绝对的决裂。
    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入木三分。正由于此，他成为了西方“青年造反哲学”的创始人。在1968年法国发生的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正是把马尔库塞的理论作为造资本主义反的根据，他们甚至打着写有三个"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的旗子和标语，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与警察对垒（注：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第71页。）。大学生往往自称信奉马尔库塞（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524页。）。在游行示威中，学生们也常常占领街道，筑起街垒，故意引起警察的干涉和镇压。他们都受了马尔库塞作品的影响。马尔库塞拒绝“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因为他认为工人不能胜任进行革命的任务。取而代之的是，让学生起来制造混乱（注：L.M.胜威：《青年动乱：代际冲突》，第131页。）。
    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中追求自由的存在的思想主要来自萨特的存在主义（尤其是人道主义自由观）。在萨特早期的着作中，他认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和历史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于人的自由之中。”（注：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二战以后，尽管他转而从个人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中来讨论人的自由问题，但他推崇的仍是近似绝对的自由。
    萨特认为，自由的意义在于积极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反映自由，说明自由。萨特还断言，反抗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选择，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就必须推倒一切压抑自己的力量，虽然这种反抗不能消除世界的荒诞，但却使个人的内心得到完善。他还坚持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过程将是暴力的”，“当恐怖主义是作为对屠杀的一种回报的时候，它就是正当的”（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