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轰动世界的三星堆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古蜀文化的灿烂辉煌。三星堆古蜀文明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学术界对此已作了许多深入的探讨。而三星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以及周边其他区域文明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们知道，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由于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的影响，自上古以来即盛行中原王朝为正统，他们很长时期都将中原视作惟一的文明中心。随着考古新发现提供的丰富资料日益增多，中华文明起源呈现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格局，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注：童明康：《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关于辽西考古新发现的谈话》，《史学情报》1987年第1期。）。三星堆考古发现便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提供了重要佐证，揭示了古蜀国就是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诚如隗瀛涛先生所说：三星堆遗址内发现的三四千年前的一大堆令人叹为观止的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以青铜雕像群为代表的古蜀文物，以及古城墙、古祭祀礼仪中心残迹等，“证明了三四千年前的川西平原已具有了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文明形态，并进而使人们再一次地确认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特点。三星堆文明无疑是辉煌的，举世瞩目的，是古蜀先民的一大杰作，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注：隗瀛涛：《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三星堆文化〉序》，《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苏秉琦先生也曾精辟地指出：“四川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广汉等地出土的陶片“说明在成都和广汉各有着不少于五千年的文化根基。三星堆两个大祭祀坑以及后来1986年在成都十二桥所发现的三千多年前的跨度12米的四根地梁所显现的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存，都使我们确认，四川盆地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自成一系的古文化，而且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已有了既同中原夏商文化有明显联系，又独具特征、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并毫无疑问已处于方国时代”。苏秉琦先生同时提出了“按照考古学文化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把中国分为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区和面向太平洋的三区”，以建立中国考古文化发展的体系结构，“即在六大文化区系范围内可以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源一体的格局”的观点。他强调：“中国国家的多源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经过超百万年，特别是近万年以来多区系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祖先各族群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团聚的结果，是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的结果”（注：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244页、245页、24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这些论述对我们深入认识和正确评价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古蜀文明与其他区系文明相互之间的交流影响，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古蜀文明具有自成一系的鲜明特色，与中原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或差异，不仅表现在礼仪制度、观念习俗、宗族或部族构成、社会生活、艺术情趣等诸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中原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古蜀文明作为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虽然与中原文明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资料看，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密切关系，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都是源远流长的。上古时期已有黄帝和蜀山氏联姻的记述，夏禹治水曾多次往返于岷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尚书·禹贡》对此有较多的记载，有学者提出了夏禹文化西兴东渐的见解。考古资料也揭示了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所出器物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两者均出陶盉、觚、器盖、豆、罐类器物，都是以小平底为主。尤其是陶盉，二者极为相似……联系到陶盉起源于山东，向中原传播的事实，以及二里头文化早期略早于三星堆二期的情况，不难确定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文化上呈现了一些相同的因素。但若据此便认为前者渊源于后者，则嫌证据不足”（注：范勇：《试论早蜀文化的渊源及族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18～19页，巴蜀书社，1993年。）。邹衡先生也指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同二里头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它肯定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又如陶豆，基本上也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现在所见到的三星堆陶豆，其形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不过三星堆的陶豆较大，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但是从它的特征来看，应该也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第三件最重要的陶器是‘将军盔’，即熔铜的坩锅。它是与铜器有关系的。在三星堆看到的‘将军盔’，从它的样子来看同殷墟第一期的非常相似，但也有区别。”还有“三星堆铜罍同湖北宜都发现的同类铜罍销有区别，而同陕西城固的铜罍几乎没有区别，连花纹的作风都一样。但是它同殷墟的铜罍多少有些不同，当然其时代同‘将军盔’的时代还应该是一致的”（注：邹衡：《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四川考古论文集》57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这些都说明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源远流长，特别是在夏商时期关系密切。
        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如果说陶盉陶豆是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那么铜尊铜罍则显示出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在夏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二是这种文化传播和交流在殷商时期变得更加密切了。正如俞伟超先生所说：“从总体看，三星堆的遗存，主要是相当于商时期的。其中的两个祭祀坑，则是相当于殷墟阶段的。这时期的蜀文化，已接受了大量商文化的影响。在青铜工艺方面，最突出的是有大量商式戈与商式的罍和尊”。这展现了在造型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方面，具有高超水平的古代蜀人对商文化中青铜礼器的模仿，而这种模仿主要是仿造罍和尊，其他礼器极难见到，说明这是有所保留和有选择的模仿，是不失主体的一种文化交流。俞伟超先生进而指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但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区），自夏时期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则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冈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注：俞伟超：《三星堆文化在我国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地望及其土地崇拜》，《四川考古论文集》61页、62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可谓是很有见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