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中原与各区系文化的关系和影响,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是可以理解的。”(注: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文选集》22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三星堆考古发现等大量材料提示的辉煌的古蜀文明,以及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交流与影响,便是很好的例证。从三星堆出土遗物总体来看,以青铜造像群为代表的文化主题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展现出自成一系的浓郁的本土特色,同时又显示出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但外来文化影响只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在模仿过程中大都有新的发挥。这应该是古代蜀人既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长处,又对本土文化的优越充满自信的表现。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模仿商文化的礼器,数量较少,只有龙虎尊、羊首牺尊、铜瓿、铜盘等。二号坑出土的礼器种类和数量都大为增多,据发掘报告介绍的就有圆尊8件、圆尊残片3件、方尊残片1件、圆罍5件、圆罍残片2件、方罍1件等。据一些学者研究,一号坑与二号坑的时代相差100年左右。一号坑相当于殷墟早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墟晚期。这是否说明,随着历名的发展,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流也比以前增多了。如果我们再结合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物来看,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强烈了。这显示的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统发展的历史趋势。蜀文化正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趋势中,逐渐融合到了全国统一的文明进程中去。但在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灿烂的青铜文明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鲜明特色,显示出其国势足以与中原殷商王朝相抗衡。蜀与商是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与经济交流,是分属于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文明中心。 在古蜀王国和殷商王朝的关系方面,还应提到青铜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知道,纹饰是青铜器物的一种语言,通常表达着器物的文化性质和特点。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三星堆出土青铜容器在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与长江中游和陕南等地出土青铜器的相似之外。例如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龙虎尊,与安徽阜南朱砦润河出土的一件龙虎尊在造型和花纹上几乎一模一样。二号坑出土的四羊罍在纹饰上接近于殷墟三期的一例,在形制上与湖南岳阳鲂鱼山、湖北沙市东岳山出土的两件类似。还有二号坑出土的四牛尊、三羊尊与湖南华容、湖北枣阳新店村、陕西城固苏村等处出土的几件相似,等等(注:参见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76~79页,巴蜀书社,1993年。)。通过这些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容器罍、尊之类在器形和纹饰上与殷商青铜器风格的许多一致之处,同时也有不少差异。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铜罍的肩、腹、圈足部都装饰有凸弦纹、饕餮纹和云雷纹。尊的腹部饰有羽状云雷纹,圈足上饰有云缧纹组成的饕餮纹,并开十字形镂孔,这些都是殷商青铜器的常见特征。尽管它们与典型的殷商青铜器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区别(如圆尊的圈足改外侈为内收、纹饰的排列方式不完全一致等),但很可能是在蜀地产生的一种以继承殷商传统为主体的地方变体”(注: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38页。)。随着这方面比较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更加透彻的了解。 总之,古蜀王国与殷商王朝的关系和文化交流,应该给予客观的恰如其分的认识。古蜀文化接受商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湖北、湖南、江西等长江中游以及陕南地区。正如有的学者所述,古蜀与殷商的文化或民族的往来“到三星堆文化的晚期,也就是两个祭祀坑的时代,交流只有一定的限度,文化主体还是本土的,外来占极次要的地位,而且受长江中游的影响远比黄河流域深”。殷商崇尚礼容器,发展出一套繁复的系统,在全世界青铜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古蜀王国也同样重视青铜,同样有礼容器,可是礼容器在整个资源运用系统的角色中只扮演次要的角色而已。宏观地看,古蜀所赋予青铜的意义与商王朝及其军事或文化势力所及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相当不同,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最主要的是大量的人形像和面具,“这是蜀国青铜最具自己特色,也是与东方最大不同的地方”(注:杜正胜:《人间神国--三星堆古蜀文明巡礼》37~38页,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1999年。)。 三星堆出土器物与殷商青铜器的比较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正是三星堆文化与殷商文化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展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随着相互间的交流融合,它们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青铜时代杰出而又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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