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中原殷商文明之间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而顺长江上下则是一条主要途径。徐中舒先生曾指出：“古代四川的交通有栈道和索桥，并不如想象的困难，而且长江由三峡顺流东下，更不能限制习惯于水居民族的来往。”考古出土资料显示“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从黑陶遗物陶鬶、陶豆出土地址的分布，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上下的。”（注：徐中舒：《论巴蜀文化》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李学勤先生通过对出土青铜器物的比较研究，也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注：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他指出：“蜀是一个发端于上古的民族。这一民族有自己的悠久文化，并长期保持着文化的特色。”蜀人原居于四川西部山区，其后，才发展到成都平原一带。很多人以为蜀地僻远，交通封闭，长期与中原不通，甚至怀疑随武王伐纣的蜀国的地理方位。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已足以纠正这种误解，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商代及其以前，蜀地已与中原有文化上的沟通。广汉三星堆的发掘，更以大量材料印证了这一点。“从三星堆器物坑的发现看，商代的蜀不仅有自己的礼乐，而且受到中原礼乐的强烈影响。”“至于商代的荆楚，即今湖北、湖南间的地区，更与蜀地有较密切的文化关系。三星堆不少青铜器和两湖所出类同，是很好的证据。”（注：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6～17页。）他还说：三星堆“一号坑相当商文化的殷墟早期，二号坑相当殷墟晚期，是互相一致的。这说明当地的文化（蜀文化）发展是与商文化的发展平行的，彼此的影响传播是畅通的”。三星堆两座器物坑中与中原所出近似的青铜礼器，是当地文化接受中原影响的证据。不过，这种影响不是直接传入当地的，其媒介应该是今湖北、湖南地区当时的文化。三星堆礼器的饕餮纹，最接近于湖北、湖南所发现，指示我们这种媒介作用的存在。有的纹饰则反映出有可能是接受由东而来的影响，又加以本地的创造。同出的别的器物上，还有纯属地方特色的纹饰。“这样中原与地方特点骈列杂陈的状态，反映着蜀与中原王朝的沟通。总的说来，蜀文化是有自身的渊源，自身的演变的。在接受了长期的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之后，才逐渐融会到全国的文化进程中去”（注：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79页，巴蜀书社，1993年。）。这些精辟的见解，已经把问题说得相当透彻了，对我们深入探讨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是大有益处的。
        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经由汉中之地，陇蜀之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西周初武王伐纣，联合西土八国会师牧野，古蜀国人马就是由这条途径参与征伐行动的。在开明王朝开凿石牛道之前，古蜀国北面的交通显然早就存在了，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都为此提供了印证，古代蜀人使用栈道的历史可能远比见诸文字记载的要久远。扬雄《蜀王本纪》中有“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注：《全汉文》卷53。）的记述，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也是对这种交通情形的一个说明。《华阳国志·蜀志》中说杜宇时期“以褒斜为前门”，开明三世卢帝“攻秦至雍”。褒斜即褒谷与斜谷，在汉中之北的秦岭山脉，雍城则在秦岭之北的宝鸡（注：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或说在今陕西凤翔县南（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186页注文，巴蜀书社，1984年。），都说明了古蜀国北面的交通状况。
        褒斜道早在商代即已开通，在商周之际开通的可能还有故道，因其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水河谷行进而得名。《散氏盘》铭文中有“周道”。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8，第3册887页，中华书局，1959年。）。邓少琴先生指出，“是则蜀当夏殷周之世均与中原有其交通之迹也”，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是时雍蜀之间已有商业之发展。下至石牛道之开凿，以蜀绕资用，南御滇僰，西近邛笮，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注：邓少琴：《巴蜀史迹探原》1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从考古发现看，陕西成固出土的铜器物群中，即有属于殷商文化的器物，如鼎、尊、罍、瓿、簋、戈、钺等；又有属于早蜀文化的器物，如青铜面具、铺首形器，以及陶器中的尖底罐等。“由于三星堆文化同类器都早于或等于成固铜器群的年代”，“说明陕南乃是商与蜀接壤，两种文化交错共存的边缘地区。就蜀而言陕南乃其北境，就商而言陕南则为其西土也”（注：林向：《巴蜀文化新论》67页，成都出版社，1995年。）。前面提到邹衡先生指出三星堆出土的铜罍与城固出土的铜罍在器形和纹饰上都相似，显然便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结果。
        古蜀文明通过陕南接受了殷商文明的传播，仿造了中原礼器中的铜尊与铜罍，同时也使古蜀文明在与殷商文明接壤的地方产生了影响，留下了富于古蜀文明特色的遗存。在陕西宝鸡地区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处发掘出土的一批西周时期鱼国墓地，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文化面貌，学者们认为有三种文化因素并存：“居址和墓地的出土遗物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商周时期传统的周文化同西南地区早期蜀文化、西北地区寺洼文化（主要是安国文化类型）的有机联系，展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历史画面。毫无疑问，这对于研究当时的民族关系、文化交流与融合都具有重要意义”（注：卢连成、胡智生：《宝鸡鱼国墓地》上册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参见下册彩版二三。）。
        值得注意的是茹家庄一、二号墓出土的青铜人，那夸张的握成环形的巨大双手，完全继承了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双手造型的风格。这对商周时期蜀文化的影响应是一个绝好的说明。林向先生认为：“鱼国文化中明显占优势的早蜀文化因素是不能单用外部传播来解释的，必然是与蜀人势力直接抵达渭滨，蜀文化圈在此与周文化圈相重叠有关。”（注：林向：《巴蜀文化新论》71页，成都出版社，1995年。）段渝先生认为：“从各种文化现象分析，鱼氏文化是古蜀人沿嘉陵江向北发展的一支，是古蜀国在渭水上游的一个拓殖点。”（注：段渝：《嫘祖文化研究（之四）》，《成都文物》1998年第2期。）展示了“古蜀文化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和辐射性”（注：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6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