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蜀与中原的关系，特别是古蜀王国与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古籍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是比较少的，自从甲骨文大量出土之后，这方面可供研究的资料才多起来。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二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孔子所述，见《论语·述而篇》。关于老彭，《世本》中有“在商为藏史”之说，《大戴礼记》卷九亦有“商老彭”之称。顾颉刚先生指出：“老彭是蜀人而仕于商，可以推想蜀人在商朝做官的一定不止他一个。古代的史官是知识的总汇，不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应当都懂。蜀人而作王朝的史官，可见蜀中文化的高超。古书里提到蜀和商发生关系的，似乎只有《华阳国志》这一句话。可是近来就不然了。自从甲骨文出土，人们见到了商代的最正确的史料，在这里边不但发见了‘蜀’字，而且发现了商和蜀的关系。”顾颉刚先生还提到了综合各种记载，“可知古代的巴蜀和中原的王朝关系何等密切”（注：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19页、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当然，记载中有不少是传说，也有附会。但甲骨文提供的则是翔实而可信的资料。
        关于甲骨文中的蜀，学者们也有争论，其分歧主要是蜀的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陈梦家先生认为“见于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皆殷之敌国。当时地望已无可考，大约皆在殷之西北、西南，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也”（注：陈梦家：《殷代地理小记》，《禹贡》第7卷第6、7期合刊，北平禹贡学会，1937年。）。后又释蜀为旬，认为在晋西南“古城在今（山西）新绛西”（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295页，中华书局，1988年。）。胡厚宣先生认为蜀在鲁“自今之（山东）泰安南至汶上皆蜀疆土”（注：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第2集（1944年）。）。董作宾先生认为蜀“约当今之陕南或四川境”（注：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日本学者岛邦男认为蜀“在河曲西南”，约在今陕西东南商县、洛南附近（注：〔日〕邦岛男：《殷墟卜辞研究》374～383页，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郭沫若先生认为蜀“乃殷西北方之敌”（注：郭沫若：《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453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邓少琴先生认为“殷墟卜辞蜀有人方之称”，而卜辞中的“伐羌蜀”（铁1053）“挞缶于（与）蜀”（后上·9·7），可知“羌为羌方，在殷之西，蜀在羌之南，缶应即褒，缶之南是为蜀国，殷之出征，先羌而后蜀，先缶以及于蜀，应无疑义”（注：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130页、1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段渝先生也认为确定殷卜辞中蜀的地望，“关键在于确定卜辞中与蜀相关的一系列方国的地望。与蜀同在一辞的，有羌、缶等方国。羌为西羌，古今无异词”。“缶，应即文献中的褒。古无轻唇音，读褒为缶。褒即夏代褒姒之国，地在汉中盆地故褒城。卜辞记‘伐缶与蜀’（《粹》1175），又记‘缶眔蜀受年’（《乙》6423），显然两国地相毗邻。缶既在陕南，则蜀亦当在此，殆无疑义。但陕南之蜀并非独立方国，它是成都平原蜀国的北疆重镇，故亦称蜀。”（注：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44～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除了殷墟卜辞中有许多蜀的记述外，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中也有蜀字，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李伯谦先生认为蜀“在汉水上游，只是在西周时期，才转移到成都平原”（注：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李学勤先生认为周原卜辞中的蜀也在鲁地（注：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年第9期。），这同胡厚宣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林向先生指出，关于蜀在鲁地的说法，“清人朱右曾《逸周书集校释》即倡此说。《左传》宣公十八年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嘉庆一统志》：‘蜀亭在泰安县西’，说明今之山东确有地名蜀亭者。至于说‘南至汶上，皆蜀之疆土’，主要根据《嘉庆一统志》说‘汶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即蜀山湖’。其实不然，汶上有蜀山是因蜀有‘一’、‘独’之古训而得名，与蜀人之国无涉”。林向先生认为，“蜀非自称，也非一族，只是商周王及其卜人集团对这一大片‘华阳之地’的称呼。近年来，成都平原发现的一系列商代遗存，其中以广汉三星堆遗址最重要，为我们进一步标定蜀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的证据。现在可以这样说：殷墟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蜀应该是殷商的西土外服方国”，之后“蜀作为西土诸侯参加周的灭殷联盟，取得了成功，是周初西南方国中的强者”，成为周初西南强国（注：林向：《巴蜀文化新论》85～86页、57～58页、69页，成都出版社，1995年。）。
        上述的这些争论，显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对深入探讨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是大有益处的。随着考古新发现提供的丰富资料日益增多，有些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许多历史疑问都逐渐获得了破译，学术探讨也不断深化有了许多新的收获。虽然对殷墟卜辞和周原卜辞中的蜀仍有不同解释，但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认识。
        殷商时期的古蜀王国，不仅在三星堆建立了雄伟的都城，而且有着同中原一样灿烂而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辉煌的文明中心。作为这样一个文明中心，古蜀与中原一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有着文化上的交流和经济上的往来。但古蜀与中原这种关系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是相互隶属还是相对独立？前面提到林向先生认为古蜀应是殷商的西土外服方国，还有学者曾认为蜀文化是受商文化传播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代表了以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但也有另一种认识，段渝先生就认为：“从卜辞看，蜀与殷王朝和战不定，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卜辞对蜀绝不称方。而卜辞所见之蜀，均在蜀之北疆重镇陕南地，不是蜀的中央王朝。可见蜀王不是殷代外服方伯，蜀国并未成为殷王朝的外服方国。考古资料可以得出同样结论……按照商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王都必定大于方国之都，故卜辞屡称商都为‘大邑商’……但蜀都却大于早商都城，又与中商都城不相上下。如将蜀国纳入商代外服体制，显然是严重逾制，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只能表明蜀国都制与商王朝都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权体系，二者之间不存在权力大小的区别”（注：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46～4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些分析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很有见地的一种观点。三是堆青铜造像群所展现的浓郁的古蜀特色，在王权与神权方面自成体系的象征含义，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等形制，玉石器中的璋、戈等形制，都显示出对商文化的模仿，反映了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说明了这是古蜀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古蜀与中原文化交流是不丧失主体的交流。三星堆出土器物告诉我们，在接受商文化影响的时候，以高超的青铜雕像造型艺术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应是我们客观认识和正确评价古蜀文明和殷商文明相互交流影响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