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苏联政府在复杂严峻的局势下实施了“联盗防贼”的外交，继而采取了“以侵略防侵略”的非常措施。这一为苏联政府掩饰了半个世纪、在我国也相应地混沌了半个世纪的重大历史问题，随着苏联解体前后相关的大量历史档案的披露，有必要根据新的史料、通过新视角进一步予以澄清和矫正。本文主要依据俄国新公布的档案资料，以苏德关系为主要线索，廓清1939年斯大林“联盗防贼”的外交真情。至于对其评论分析，作者拟另文专论。（注：作者认为，我国对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评论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对苏联对外政策评价呈现出影响深久的称颂赞扬的“一边倒”倾向，甚至不容置疑、不许批评的不科学的一点论；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氛围中，苏联的对外政策被美化、拔高、抽象为近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模式和标准。后来，中国发现了苏联和斯大林对外政策存在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我们又有意无意地以这种主观形成的、脱离实际的所谓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抽象标准来不切实际地要求和衡量斯大林的对外政策。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我们没有摆脱一个自我束缚的模式而跳不出自我限定的圈限。这样，即使我们对斯大林外交的评价大幅度地摆动--从全面肯定、不容批评到大加批判甚至否定，我们始终没有跳出困扰、限制我们的近乎二律背反的怪圈：用同一个不切实、不科学的标准衡量或限定同一件事而在圈定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兜圈子。限于篇幅及内容诸多原因，本文不深涉斯大林外交的评论，而着重廓清斯大林1939年“与强盗联手防贼”及“以侵略防侵略”外交的基本情况。）1939年1到8月，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力量及法西斯主义势力三方紧张、激烈外交较量的时期。三方都在各自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复杂的环境中，诸多微妙的因素最终促成了斯大林决定大水袭来，同流而不合污，采取与强盗联手防贼的策略，决定与法西斯德国联手防御西方怂恿德国东进。1939年8月是苏德双方联手的关键时刻。德国急于实施侵略波兰的计划，加紧了对苏联的外交攻势；苏联与英法谈判不顺，最终决定放弃所谓集体安全策略，采取与德国联手的方针。
    苏联政府在战前欧洲三角关系的角逐中最终决定与德国联手的主要原因有三：苏联对英法祸水东引的提防以及英法与苏谈判的不诚不力；苏联面临的危险恶劣的国际处境以及它对自己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实际考虑；三是德国对苏联的积极主动、不计条件的外交攻势。此外，还有一些原因，如苏联未准备好对德战争，远东日本的骚扰，波兰在防德侵略中不配合等。（注：参见伊·切雷舍夫：《卫国战争前夕苏联的国际处境（1939年-1941年6月）》-载于《20世纪俄罗斯：世界史学家的争论》，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13-414页。）其中还包括斯大林大清洗之后在国内形成的绝对领导地位及其对外交的绝对控制保证了他能够顺利、迅速地实施重大的外交策略的转变，避免了外交决策中的牵制和干扰。
    从苏联外交角度讲，斯大林“与强盗联手防贼”的外交决策是苏联外交的一个“杰作和胜利”，同时，也是其政治和道德上的败笔，并且，为此在道德和舆论上遭受了相应的损失。二战前夕，苏联与其他国家外交一样，千方百计地争取本国的最大安全和利益。这是公开的秘密，是外交的本质。尤其是在战前全球意识淡泊时期，各国精英们无不为本国利益折冲尊俎、巧取豪夺。外交是一个如此奇异的领域：它既那样有规矩，又这般无规矩。
    苏德两国的接近
    苏德关系曾一直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藉此，苏联曾经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孤立局面。在反苏反共的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德关系基本是稳定的。希特勒上台后，主要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苏德关系曾一度冷漠、紧张。此后，出于战略利益和安全的实际需要，两国开始接近。苏德两国接近是从经济方面，即贸易和贷款开始，发展为政治战略上的同盟。
    希特勒上台之初，采取拢络西方的策略，与苏联维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而自1938年9月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后，西方这张牌对于希特勒来说已经使足了。他开始考虑苏联这张牌。正如他曾经表示过的，“大概我不可避免地要与俄罗斯联盟。我将以此作为最后的王牌”。（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曾回忆说，“寻求与俄国的妥协曾是我内心的想法”，一方面为了减轻德国外交的压力，另一方面确保俄国在德波冲突时的中立。（注：《醒悟与坦白：纳粹上层关于第三帝国反对苏联战争：内部谈话，日记和回忆》，莫斯科，1996年，第15页。）1939年1月12日，希特勒会见苏联驻柏林全权代表，并在此后至3月间的讲话中没有攻击苏联的内容。后来，希特勒于1939年8月22日在最高司令部讲话中声称：1938年秋季起，他决定与斯大林合作。（注：米·谢米里亚葛：《斯大林外交的秘密1939-1941》，莫斯科，1992年，第27页；谢缅·拉特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明斯克，1995年，第306-307页。）1938年10月，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与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特诺夫达成协议，双方停止利用无线电和新闻媒体相互攻击两国领导人。同年12月19日，双方签订了相互贸易协定。对此，希特勒作出了相应表示：1939年元月12日，希特勒在外交会见时破例地与苏联全权代表麦列卡洛夫进行了几分钟的交谈。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希特勒的讲话中没有往常攻击苏联及其对外政策的内容。（注：米·谢米里亚葛：《斯大林外交的秘密1939-1941》，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页。）1939年1月，德国向苏联表示愿意恢复1938年3月中断的关于提供2亿贷款及其他优惠条件的双边经济谈判。1月8日，苏联外贸人民委员会要求苏驻德国临时代办通知德国方面，若德国方面的表示属实，则苏联方面也同意恢复双边谈判，并希望在莫斯科进行。（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177页。）1月11日苏政府全权代表与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进行了相应的会谈。（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185-186页。）苏联外交的调整
    联共18大是二战前苏联对外政策方面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重申了苏联对外政策中避免卷入战争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策略虽然不能作出直接与德国联手的必然结论，但其中包含着为避免卷入战争而采取苏联政府认为必要外交措施的根据。
    在联共18大期间，即1939年3月8日，苏联政府获悉希特勒德国将于1940和1941年，一次性永久地把自己的宿敌法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54页。）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18大总结报告中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分析和评估。他认为一战后“所谓和平制度的整个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5页。）；指出苏联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高涨”，“政治和军事威力进一步增长”。在这一基本分析基础上，他指出德意日三国同盟开始形成，“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9页。）“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事实”。（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59页。）斯大林在谈到国际政治形势紧张、战后和约体系崩溃及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开始时，认真地指出了德意日轴心国的侵略行径；同时，也指出了欧美非侵略国对三国侵略行径的不干涉政策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大战”。斯大林清醒地认为西方对法西斯的姑息纵容的目的是西方国家在苏德战争中相互削弱消耗时出面获取渔利。在这里，斯大林并非偶然地暗示并预告：“我绝不想从道德上来讲不干涉政策，讲变节、背叛等等。向不承认人类道德的人讲道德是幼稚的。正如那些老奸巨滑的资产阶级外交家所说的，政治终究是政治。但是，必须指出，主张不干涉政策的人们所开始的巨大而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会使他们遭到严重的失败。”（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3-244页。）斯大林指出，苏联不能无视“推翻了国际法的起码概念，从而使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的价值发生问题”的严重事变，为了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注：这些措施包括1934年底苏联加入国联；1935年5月苏法、苏捷互助条约；1936年3月苏蒙互助条约；1937年8月苏中互不侵犯条约。）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针；重申“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们卷入冲突中去”，加强武装力量的四项任务。（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45-246页。）斯大林的政治报告向德国方面传递了重要信息。德国方面材料记载，在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会见中，莫洛托夫在提议为斯大林干杯时指出，德国方面十分明了斯大林在3月10日联共18大报告开始了两国间“政治关系的转折”。（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27页。）1939年5月，斯大林获得了希特勒近几个月行动计划的可靠消息。因而，斯大林已经了解到希特勒打算在7-8月消灭波兰国家。德国外交部东方司长艾·克雷斯特说，如果事态发展成战争，那么德国军队将残酷无情地行动。（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克雷斯特的这番意见几天之后为莫斯科所获悉。
    斯大林更换了外交口领导人引起了国外的各种猜测。联共18大上，主张联络英法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李维特诺夫在大会上没有发言，这被认为象征着联络英法路线告终。（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1939年5月3日，莫洛托夫取代李维特诺夫为外交人民委员。（注：谢缅·拉特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明斯克，1995年，第294-295页。）苏联外交领导人的更换被西方外交界认为是苏联希望与德国谈判的一个证据。（注：《各国史家争论中的20世纪俄罗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12页。）日后，斯大林直言不讳地承认罢免李维特诺夫是因为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外交方针与斯大林领导集团的立场不一致。（注：米·谢米里亚葛：《斯大林外交的秘密1939-1941》，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6页。）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谈到替换李维特诺夫时指出：“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大名鼎鼎的犹太人，顿时像一件破工具似的被扔到了一边，不容许讲一句申辩的话，就被赶下了世界舞台而从此湮没无闻。……李维特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注：阿诺德·托因比：《大战前夕，193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738页。）研究希特勒对外政策的着名学者格·温伯格认为，李维特诺夫在西方负有声名的本身就成为苏联对德外交的“障碍”，何况他又是犹太人，为“与德国人的会谈又增添了不必要的阻碍”。（注：格·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74页。）关于罢免李维特诺夫，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与驻苏大使舒伦堡之间的通信反映出无论驻苏使馆，还是德外交部都对此感到高兴。
    斯大林罢免李维特诺夫立即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和兴趣。他询问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参赞古·黑里格尔关于斯大林罢免李维特诺夫的原因，并认真听取苏联国内情况。（注：H.雅科夫列夫编辑：《前夜，1931-1939：和平是如何变为战争的》，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莫洛托夫接替李维特诺夫就任外交人民委员给西方强烈的印象。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是斯大林外交转变的一个警告信号，尽管他们认为这种转变不大可能。（注：格·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39页。）然而，浪漫的法国人却比清醒、实际的英国人产生了更接近实际的预感。法国驻德外交官于5月7日报告本国政府“导致再次瓜分波兰的那样一个俄德协定可能就近在眼前”。美国《纽约时报》上标出“德国愿同俄国签署一项条约”，“希特勒寻求同斯大林达成交易”，“柏林同莫斯科调情”。（注：格·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39页。）希特勒对斯大林的外交攻势及苏联政府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