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与西藏地方的交往十分有限，对于西藏的地位问题，美国的基本政策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注：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英国炮制的“宗主权”理论。美国政府却多次延用这一错误提法。）。但在解释这项政策时，美国一直奉行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的原则：既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又在事实上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使该政策服务于美国亚洲总体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需要。纵观1942年到1951年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大体上经过一个从侧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转变到积极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秘密参与谋划制造“西藏独立”的过程。本文试图依据历史资料，对这一过程加以探讨。
    一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战年”。年初，轴心国法西斯集团调集军力进攻中亚细亚地区。德、意法西斯从非洲推进到苏伊士运河，日本法西斯侵占了太平洋大部分岛屿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并计划向南亚印度挺进，以图实现与德意法西斯对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包围。这使中国的西南战场成了至关重要的抗日前线。当时，由于缅甸的失陷，中国的一条“给养线”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中国政府决定修筑一条从印度通过西藏到云南的公路，以便开辟一条新的补给线。这一计划得到美国的支持，并指令战略局（OSS ）（注：战略情报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1947年更名为中央情报局。）负责考察施工路线。
    8月，两名美国军官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oy）上尉和布鲁克·杜兰（Brooke Dolan）中尉奉命前往拉萨，执行考察西藏路线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把罗斯福总统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交给达赖喇嘛，试图与西藏当局建立直接联系，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和“误解”，罗斯福总统在信中称达赖喇嘛为“喇嘛教”的“最高教长”，而没有把达赖喇嘛称谓“西藏的最高领导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中国卷，“罗斯福给达赖喇嘛的信”（1942年7月3日），第624～625页。）。托尔斯泰和杜兰在藏考察期间，得到了西藏噶厦（注：噶厦：旧西藏最高行政机关。由噶伦四人主持（一僧三俗），1953年3月解放。噶厦的首脑是达赖喇嘛， 在达赖年幼未亲政前由摄政达扎代理。）非法“外交局”（注：外交局：噶厦于1942年7月7日非法成立的对外联系机构，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后才被迫撤销。）的热情接待。在两位美国人离开拉萨时，达赖喇嘛托他们转交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和礼物。信中提到“我高兴地知道，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国家表示极大兴趣”，“西藏珍视她自古以来就享受的自由和独立”（注：张植荣：《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这是在明显地歪曲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把西藏称作“国家”。那时，达赖喇嘛（注：达赖喇嘛（1935-）：丹增嘉措·达赖喇嘛，藏传佛教格鲁派十四世达赖喇嘛，幼名拉木登珠，青海湟中人。1933年10月30日入选为转世灵童，1940年2月5日经中华民国政府批准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年仅8岁，这封信是由“外交局”代办的。托尔斯泰和杜兰也曾向西藏“外交局”表示对西藏独立事业的同情。两人回美后，立即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政府应该绕过中国政府支持西藏，以满足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愿望。”（注：[美]N.C.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西藏评论》1978年1月号；另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但在当时条件下，这项建议并未被美国政府采纳。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视中国为盟友，罗斯福总统主张“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他还“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并且“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注：[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7页，第555页。）。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自然把同中国盟友的关系看得高于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当时，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保证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重申：“美国铭记不忘中国政府早就公言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并早就声明中国宪法把西藏列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对这两种声言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异议。”（注：王福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但应该看到，托尔斯泰、杜兰行动又表明美国是把西藏作为一个自治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并与西藏噶厦政府及达赖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举措。此后，在1943年下半年，美国战略情报局又给噶厦一套远距离无线电转播设备，同年11月30日，一架运送援助物资的美国军用飞机在拉萨附近坠毁，机组人员全部死亡（注：[美]N.C.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西藏评论》1978年1月号；另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促进了美国与西藏噶厦的友好关系，而且使西藏噶厦相信美国对“西藏独立”事业的支持。美国政府对西藏政策的两面表现，表明了美国制订和实施这项政策所遵循的实用主义原则：主要服务于美国的亚洲总体战略利益和对华政策的需要，但又考虑可能的局部利益需要。如果说这一政策与从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世界大战形势下，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在解释这项政策的时候顾及与中国盟友的关系和抗日战争的需要，其行动天平是在向中国国民政府方面倾斜。
    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藏噶厦政府乘着国民政府忙于内战之机，加紧了谋求“西藏独立”的活动。此间，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美国政府，一面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冷战中的战略伙伴，使国民党成为反共、反苏、统治中国的执政党；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西藏地位在未来冷战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国民党可能失去了中国”以后的可利用性，使美国的西藏政策处于十分复杂的双项选择之中。
    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向国务院提出了重新调整美国西藏政策的建议。他在写给国务卿的信中，从地理位置、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等方面详细分析了西藏在美国亚洲冷战战略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西藏地处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亚洲大陆中心，又夹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中、印两国由于深受各自内部矛盾斗争的困扰而无力顾及西藏，这便可能使西藏比亚洲其它地方更能长期地抵制苏联和中、印势力的影响，加之西藏人长期形成的保守的宗教特征，就会使“西藏政府更能牢固地控制政权”。他提醒国务院要考虑“在目前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中国政局的不稳定”，美国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为此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箭炮发射基地”。他认为此项作战计划，即使“由于宗教原因，西藏人不愿意在他们的边境或国家实施作战计划”，但是只要美国承认“西藏独立”，这项计划就会被噶厦接受，西藏人的偏见就会改变。梅里尔还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屏障。总之，巩固与发展美国与西藏的关系，会使西藏服务于美国冷战的需要，成为美国“长期抵制苏联或其它国家的共产主义影响”的工具（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7年，第7卷， “梅里尔致国务卿电”（1947年1月3日），第589～592页。）。这是在冷战思维下分析西藏地位、构筑美国西藏政策的露骨表述。当时，梅里尔的建议没有被国务院采纳。因为在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中，美国仍然支持国民党，美国不愿意因西藏地位问题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以至影响两国关系，更不愿由此而削弱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为此，国务卿艾奇逊电告梅里尔“目前不宜介入西藏地位的争论”。但是鉴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美国仍十分重视与西藏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的发展与巩固要“十分谨慎地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7年，第7卷，“艾奇逊致梅里尔电”（1947年4月14日），第594页。）。
    1948年初，噶厦超过中央政府主管西藏地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派遣财政部长孜本·夏格巴（Tsepon Shakapa）（注：孜本·夏格巴：噶厦政府主管全藏财政、人事、俗官训练的要员，1948年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去美、英等国活动，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他一直住在印度纽伦堡，大搞“西藏独立”的分裂祖国活动。）率领一支所谓的“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这实际是一次以非官方的方式寻求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尽管中国政府再三阻挠，西藏“商务代表团”还是得到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签发了赴美许可证（注：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夏格巴“商务代表团”此行美国试图达到三个目的：其一，以转交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为由，试图谒见杜鲁门总统（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弗里曼备忘录”（1948年8月2日），第770页。），并建立与美国高层领导人的直接联系， 以求得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实现西藏独立；其二，与美国建立贸易关系，并从美国获得金融通货以支持西藏的货币，以图建立西藏自己独立的货币制度和经济体系（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 “国务卿致夏格巴电”（1948年8月7日），第779～780页。）；其三，在美国秘密采购新式武器，以准备独立时使用（注：“国民党拉萨情报”（1947年10月24日），《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出版社1963年版，第359页。）。中国政府识破了噶厦阴谋，于7月12日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书面声明和质询（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 “斯普劳斯备忘录”（1948年7月12日）、“中国大使致国务卿电”（1948年7月15日），第759～762页。）。在中国外交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电告中国大使馆，“美国坚持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亦无意变更其对西藏立场之意”。美国远东司司长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解释有关签发“商务代表团”赴美执照时说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并未在西藏旅行文件上签字，而只是发给了一张入境许可证。这种许可证通常发给未能提出有效护照或护照未经美国政府承认之国家的申请人，它并无任何特殊意义。”（注：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为了解除中国政府的疑虑，美国把西藏代表团作为美国商业部的“客人”来接待，而不是作为国务院的“客人”来接待（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国务卿谈话备忘录”（1948年8月4日），第775～776页；“弗里曼谈话备忘录”（1948年8月31日），第782～783页。）。然而事实上，美国却安排西藏代表团先后与国务卿马歇尔、副国务卿本宁霍夫的秘密会见。当夏格巴向马歇尔提出购金5 万盎司时，马歇尔竟然不顾美国只向主权国家售金的规定，批准了此项交易。副国务卿则要求西藏取消限制美国人对西藏访问事宜，他还希望美国能在拉萨设立领事馆（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 “国务卿谈话备忘录”（1948年8月4日），第775～776页。）。可见，美国政府一面声称其坚持传统政策，一面却在干着损害中国主权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