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史学发展颇为活跃的一个时期，中国史学的长河至宋代而波澜壮阔，中国史学的画卷至宋代而绚丽多彩。而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兴起于这一时期的商业性讲史。它为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中国的讲史活动起源极早。在宋代以前，它们包括以追述民族或家族历史为内容的述祖性讲史；为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而进行的政治性讲史；在各类学校中以传授历史知识为目的的传授性讲史；以及以“街谈巷语”为主要特征的民间通俗性讲史。（注：参见拙文：《先秦两汉讲史活动初探》，《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到宋代， 在这些类型之外，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讲史活动--商业性讲史开始出现并日趋兴盛，在宋人的著作中，将其称为“讲史”、“讲史书”、“演史”、“说史书”等等。这种讲史与此前诸类讲史活动相比较，具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商业性特征，它与此前诸类讲史的非商业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宋代这种讲史的内容和形式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也将宋代兴起的这种讲史称为“宋代讲史”，以区别于由前代延续下来的其它类型的讲史活动。宋代讲史的商业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讲者身份与讲述目的的商业性。在宋代以前的各类讲史中，作为讲述主体的讲史人，其身份是非商业性的。他们或为教育者，或为政治活动的咨询者，或为历史知识的传播者，不以讲史作为商品换钱谋生。而宋代讲史则不同，讲述者是以一种精神产品的出售者的身份来从事讲史活动的，被宋人归入“售艺者”之列，是一种商业性的身份。因为具有这种身份，宋人对他们的称谓也与“市”这一作为商业性标志的措辞联系在一起，称其为“市优”、“市人”。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的《田舍即事》诗（之九）即云：“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将讲说楚汉战争史的讲史艺人称为“市优”。北宋学者高承在《事物纪原》卷九中记载说：“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将讲说三国历史的讲史者称为“市人”。“市优”、“市人”的称谓，生动地表明了讲史者的商业性身份。讲史者的这一身份，决定了他们从事讲史活动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换取听众的钱币，即商业性目的，从而使宋代讲史成为一种商业性活动。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九十二转录著名学者洪迈在《夷坚志》支丁卷第三《班固入梦》中的记载说：“乾道六年（1170年）冬，吕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嵎）、魏子正（羔如）、上官公禄（仁）往临安观南郊，舍于黄氏客邸……四人同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幅纸用绯帖其尾云：‘今晚讲说《汉书》。’”在这里，讲史者使用了较为显眼的带有商业广告性质的“招子”，通告将要讲述的内容。这种招子是中国传统集市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一种“民俗标志”，它们“事实上已有商业广告的性质”（注：乌丙安：《中国民俗学》第六章《市、商的民俗标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它是此前讲史活动中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的现象，是宋代讲史者对其商业性目的的毫不隐讳的表白，也是宋代讲史作为一种商业行为的确凿无疑的证据。
    其二，讲史听众与讲听关系的商业性。宋代以前各类讲史的听众，无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在听讲时，其身份都是受教育者，而不是讲史这一精神产品的购买者与消费者，是一种非商业性身份。而在宋代讲史中，听讲者首先是作为一名精神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进入听讲人这一角色的，是具有商业性身份的听讲者。宋代讲史中讲述者身份、讲史目的与讲史听众的商业性，决定了在讲史过程中讲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换关系，即讲述者收钱讲史，听讲者付钱而听。每讲一次，收付行为便重复一次，二者之间的商业性关系由此形成。《东坡志林》卷一《塗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记载说：“王彭尝云：‘塗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显然，在这里，“塗巷”中的儿童须从家里拿钱付与讲史者，才能取得听讲“三国事”等“古话”的权利。而讲史人则要在收取包括“塗巷小儿”在内的听讲者支付的钱币的情况下，才讲给他们听，双方完全是一种商业性的交换关系。
    其三，讲述场所的商业性。在宋代以前，无论何种讲史，都是在非商业性场所中进行的。述祖性讲史通常是在宗庙、祠堂等祭祀祖先之处或在举行节日庆典的地方进行；政治性讲史的场所则是宫廷、朝堂或官署；传授性讲史或在学校，或在家中；民间通俗性讲史被称作“街谈巷语，道听塗说”（注：《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生动而又形象地指出了它在讲述场地和讲述时间上的随意性。田间地旁、闾里小巷常常是它的讲述场所。而宋代兴起的商业性讲史则完全不同，它是在从事商品交易的场所即商业性场所中进行的，其中又以“瓦市”为主。瓦市北宋时又称为“瓦肆”（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二，《酒楼》；卷之五，《京瓦伎艺》。），南宋时称为“瓦舍”、“瓦市”，或直接称“瓦”（注：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 123页。）。又通称为“瓦子”。宋人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解释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即聚合容易，分散方便之意。“市”、“肆”则是专供人们进行商品交易，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正如当时的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布市、酒肆、茶肆等等皆为商业活动场所一样。（注：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95页。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市》，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440页。）这种瓦市， 在北宋时已十分热闹繁华。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北宋首都汴京的瓦市中，包括“讲史”在内的各种伎艺“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在汴京东角楼街巷中的诸多瓦市内，有分别用于从事“货药、卖卦”等买卖和各种伎艺表演的大大小小的“棚”，其中最大的棚“可容数千人”（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二，《东角楼街巷》。）。在南宋首都临安，瓦市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数量还是繁华程度都超过了北宋汴京，有的一个瓦市内，就容纳了“勾栏十三座”。到元代，瓦市仍旧十分兴盛。元人郭罗洛纳在《河朔访古记》中记载说：真定路（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的南门外，“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娼门，酒炉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可见，至元代，瓦市仍旧是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场所。除瓦市之外，宋代商业性讲史也在茶肆、酒楼等商业消费场所中进行，前面所引洪迈《夷坚志》中所载吕德卿等人在茶肆中“见幅纸用绯帖其尾云：‘今晚讲说《汉书》’”即为明证。在宋代，瓦市、茶肆、酒楼是从事商业性讲史活动的一种固定场所。如南宋临安北瓦的十三座勾栏中，便“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注：《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至于在寺庙、乡村、闾巷、路旁等非固定场所中进行的讲史则要临时围起一个空地用于讲述。尽管它们已不是宋代讲史的主要场所，但在商业性这一特征上，与固定的讲史场所是完全相同的。
    由上可见，宋代讲史从讲述者身份与讲述目的、讲史听众与讲听关系以及讲述场所等方面，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其商业性的特征。它不同于前代出现过的诸类讲史，它是讲史活动的一种全新的类型--商业性讲史。可以说，商业性是宋代讲史的本质特征，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失去商业性，宋代的这种讲史将难以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