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通俗史著的产生。我国史学发达，史籍之多，浩如烟海。但是，在宋代以前，所有史著，无论官修还是私撰，也无论是出于政治的还是学术的需要，其修撰目的都是供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阅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班固《汉书》问世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注：《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固传》。），便是这种情况的很好说明。传统史著的这一特点，使它们在内容、形式和文字表述上都远离大众，无法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到宋代，随着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发展，听众日益增多，职业讲史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讲述内容也日渐丰富、多样，单靠师徒之间的口耳传授已经无法满足通俗讲史活动发展的需要，作为讲述依据的讲史底本的出现和逐步完善成为必然结果。由于商业性讲史所面对的是普通市民和广大下层民众，而传统史籍在内容、形式、文字表述上的“庙堂”特征，使它们不符合商业性讲史对讲述底本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创作新的底本，以满足客观的需求。于是，一种与传统史著不同的面向广大民众的新的史著随之产生。从保留至今的这类著作看，作为商业性讲史的底本，这种史著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文字表述上，都以能够吸引广大民众为原则，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特征。在内容安排上，它十分注意选择诸如下层人物发迹史、奇谋异略取胜史、英雄美人生活史等民众感兴趣的史实作为讲述内容。在情节描述上，它常常采录野史杂传的记载和民间传说，使事件发展迭宕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命运曲折多变，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给听众造成身临其境的感觉，对普通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记述形式上，它以通俗生动的诗歌评史论人，状物写景，使讲史过程摆脱单调枯燥的平铺直叙而变得生动活泼。在语言文字上，它摒弃古奥之语、生僻之词，采用当时流行于广大民众中的习语白话，使讲史对广大民众来说，显得既易懂，又亲切。很明显，它是一种通俗化的史著，与传统史著相较，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它的出现，是通俗史学发展和逐步成熟的标志。
    其三，通俗讲史内容的系统与丰富。中国的通俗性讲史尽管起源很早且广泛存在于民间，但在宋代以前，作为业余的随意性很大的讲史活动，由于受讲述时间和讲述者历史知识的局限，使它在内容上显得零碎而又简略。到宋代，随着商业性讲史的兴起，零碎简略的内容已经无法长久地吸引听众，从而对职业通俗讲史人和商业性讲史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直接的威胁。为了适应商业性讲史在固定场所进行长期讲述的需要，必须将此前对一人一事的零碎叙说和简略讲述转变为对一个时代众多人物、事件以及整个历史进程的自始至终的详细叙述，使一代风云，历历在目。宋代商业性讲史的这一变化，其结果是使通俗性讲史在内容上趋于系统和丰富。北宋汴京瓦市中霍四究的“说三分”、尹常卖的“五代史”（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南宋临安瓦市中职业通俗讲史人的“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无不显示出宋代通俗讲史的这一特点。
    其四，通俗史学传播范围的扩大。宋代商业性讲史兴起之后，作为一种职业的讲史活动，它不再是空闲时间里的偶尔讲说，而是每日皆有的长期性活动。它不仅长年进行，从不间断，且听者众多。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说，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讲史艺人王六大夫在瓦市中讲述《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由于“讲得字真不俗，记闻渊源甚广”，结果“听者纷纷”，吸引了大量的听众。（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那些来往于小镇和乡村间的讲史者，同样拥有众多听讲者。南宋诗人刘克庄在《田舍即事》诗（之九）中描述的“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所记“满村听说蔡中郎”，都生动地记述了这种情况。宋代商业性讲史人与讲小说、讲经者一样，长年不断地将讲述的内容“说与东西南北人”（注：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小说引子（演史讲经并可通用）》，见《宋元平话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05页。），使当时无论市民村夫、男女老幼，只要有兴趣， 都能听讲秦汉鼎革、三国历史、五代史事，使通俗史学的传播范围空前扩大。
    四
    随着通俗史学的发展，宋代商业性讲史兴起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日益清楚地显现出来。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使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商业性讲史兴起之后，通俗史学的传播范围空前扩大，许多原本对历史知之甚少的普通民众，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甚至熟悉历史。而且，他们通过商业性讲史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不再是零散细碎的轶闻趣事，而是较为系统丰富的历史发展状况。正如宋人罗烨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所说，当时所谓“小说者流”，“或名演史……皆有所据，不敢谬言”。他们讲述的历史，从“鸿荒判古初，羲农黄帝立规模”起，中间叙及少昊、颛顼、高辛、尧、舜、夏商周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直至“唐世末年称五代，宋承周禅握乾符”，简直是一部从上古到五代的完整的中国通史。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商业性讲史者，有不少是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南宋著名学者周密在《武林旧事》卷第六《诸色伎艺人》中列举临安瓦市中的各种伎艺55类，从艺者共514人，其中，唯有“演史”一类大量使用了诸如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陈进士、武书生、刘进士、穆书生、戴书生、王贡士、陆进士等带有文人称谓的名号；其余五十四类，包括讲“小说”者在内，只有“商迷”一类中出现了一名“东吴秀才”，余皆与文人称谓无关。这种称谓不是随意使用的，它与从艺者本人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它说明商业性讲史者与其他艺人相比，具有知识丰富、文化素养高的特点，他们中的很多人，极有可能是曾经长期苦读经史的落魄文人。宋代商业性讲史系统丰富的内容和讲史者较高的文化素养，对作为听众的广大普通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无疑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二，强化了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宋代商业性讲史在内容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宣扬爱国主义，赞颂民族英雄及其爱国行为，对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者痛加斥责。《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中记载说，南宋著名讲史艺人王六大夫，其讲述内容为“《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复华篇》倡导爱国自不必说，“中兴名将传”显然是宣扬抗金将领们的爱国事迹的。而对后晋高祖石敬瑭那样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割地纳贡甘当儿皇帝的人，宋代讲史艺人痛斥其为“甘臣胡虏灭天常”，是“妖狐假虎威”（注：《宋元平话集·五代晋史平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9、140页。）。由于宋代商业性讲史在传播上的广泛性，这种对抵御外侮的颂扬和对卖国行径的痛斥，强化了对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爱国将领们的事迹在民众中广为流传。正如北宋著名学者欧阳修所说，宋初爱国将领杨业、杨延昭父子的事迹，“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注：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九。）。这是宋代商业性讲史在扩大通俗史学传播范围的同时所产生的明显的社会效应。此外，宋代商业性讲史中所大力提倡的忠君、孝亲、仁爱、节俭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加强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也应当看到，由于宋代商业性讲史底本的写作者和一部分讲史人是长期受封建文化熏陶的下层知识分子，作为中国封建史学的组成部分，宋代商业性讲史所宣扬的伦理道德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些落后甚至反动的内容。同时，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在讲述过程中，也不得不在某些地方迎合市民阶层的一些低级趣味，从而难以完全摆脱尽管是很少量的庸俗性描述。此外，包括商业性讲史在内的宋代瓦市中的活动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处于封建官府的监督之下。据《咸淳临安志》卷十九的记载，南宋时，临安城外的瓦市“多隶殿前司”，城内瓦市“隶修内司”。在这种情况下，讲史者为了生存，即便有反封建的思想，也是不敢表露的。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从整体上看，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内容和基本精神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因而其道德教化的主流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有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