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业性讲史之所以兴起于宋代，是和当时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时代发展在史学中的一种反映。北宋建立后，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削平了南北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五代分裂战乱的局面，完成了统一。此后的三百余年，尽管先后有来自辽、西夏和金王朝的威胁和侵扰，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与唐末五代相较，宋王朝内部相对安宁。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记述北宋时的情形是：“太平日久……班白之老，不识干戈。”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序》中说，南宋至理宗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在这种较为安定的环境中，经过广大劳动者的辛勤努力，宋代的农业、手工业逐步发展并推动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都市商业，日益走向繁荣。以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为例，北宋时的汴京，“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注：《东京梦华录序》。）。除城中随处可见的小店小贩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大型交易场所。参加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有的地方，“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二，《东角楼街巷》。）。宋代以前城市中那种坊与市即市民居住区与交易场所绝然分离、限时开闭的传统制度，也由于商业的发展而被打破。汴京城内店铺林立，与民居交错杂处。商店的营业，小贩的叫卖，不受时间、区域的限制，出现了通宵营业的“鬼市子”。不少交易场所的“夜市”，自暮及晓，始终十分热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说：“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二，《酒楼》；卷之三《马行街铺席》。）
    南宋首都临安的商业，其繁荣程度又超过了北宋的汴京。宋人灌园耐得翁感叹说，当时的临安“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临安城内，“人物繁盛，风俗绳厚，市井骈集”（注：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序》。）。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道：“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注：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塌房》。）又说：“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宁和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茶市酒楼及各种店铺遍布城中，“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注：《梦梁录》卷十三，《团行》、《铺席》。）夜市之热闹，也超过了北宋汴京，所谓“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注：《梦梁录》卷十三，《夜市》。）
    商品种类的增多和交易数量的庞大，市场特别是都市市场的兴盛，商品交易在空间与时间范围上人为限制的被打破等等，使宋代商业特别是都市商业走向了空前的繁荣，使它由此前的古代型商业“转向于近代型，具备了近代都市商业的各种色调”（注：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五章《唐以后的历代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同时也使一些此前并不用于交换的生产品转变为商品。 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三《诸色杂货》条里所列举的南宋临安街市上经常买卖的近三百种商品中，相当一部分在宋代以前并不用于交易。与此同时，许多原本不具有交换性质的非商业活动也进入了商业领域。如此前作为民间日常娱乐活动和文人文字游戏的猜谜，到宋代进入集市，成为一种商业交易活动。一些在制谜和猜谜方面具有特长的人，出于谋生的需要，以猜谜这种娱乐形式在市场上换取“来客”的钱币。这种进入商业领域的猜谜活动，在当时被称为“商迷”，从事商谜活动的人被称为“商者”。他们“先用鼓儿贺之”，作为开场来吸引观众，“然后聚人猜诗迷、字迷、戾迷、社迷”，且有“道迷、正猜、下套、贴套、走智、横下、问因、调爽”等形式供“来客”挑选。（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都城纪胜·瓦舍从伎》。）此前只用于教育后代、传授历史知识、总结统治经验的讲史活动即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进入商业领域，在集市或临时的“场子”中进行交易，成为讲史活动中一个新的类别--商业性讲史。如“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从事政治性讲史的“王六大夫”，在离开宫廷之后，为了谋生，利用自己“讲诸史俱通”的特长，进入瓦市中讲史（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把原来的非商业性讲史转变为商业性讲史。可见，宋代商业特别是都市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为商业性讲史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
    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其最直接的作用是推动了通俗史学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职业通俗讲史者的出现。我国的民间通俗性讲史活动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出现，它是下层民众了解历史发展、获得历史知识的唯一途径。但是，在宋代以前，它是一种被称为“街谈巷语，道听塗说”的随意性很大的讲史活动，讲述者是那些所谓“闾里小知者”（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即普通民众中对历史传统和历史知识了解较多的人。他们并不以此为职业，不用讲史换钱，不靠讲史谋生，而只是利用劳动的间隙或其它空闲时间，向街坊乡邻特别是青少年讲述前辈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以满足这些人对历史的兴趣和了解历史的愿望。他们都是非职业的民间通俗讲史者。到宋代，随着商业性讲史的兴起，在民间，以讲史为谋生手段的职业通俗讲史者开始出现。这些职业通俗讲史者，在北宋时期，可考者有汴京瓦市中的讲史人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霍四究、尹常卖等。（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在南宋，仅周密《武林旧事》中载录的临安瓦市中的讲史者便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陈进士、陈一飞等23人。（注：周密：《武林旧事》卷第六，《诸色伎艺人》。）他们不计春夏，不分秋冬，从早至晚长年累月地在瓦市中讲说史书。《东京梦华录》中“不以风雨寒暑……日日如是”，《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说的便是这种情况。（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这是仅限于汴京和临安两地见于记载的职业通俗讲史人，其他城市中以及游走于小镇乡村间的职业通俗讲史者，当不在少数。职业通俗讲史者的出现，使此前只是偶尔进行、三五人随意围坐听讲的民间通俗性讲史，成为拥有大量听众的规模可观的经常性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通俗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