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支外来的少数族群，加拉提亚人在人口密集的希腊人和弗里吉亚人中立足，与他们的近邻毗连而居，彼此的交往大致是和睦的。他们在小亚似乎没有创建过比较大的中心城市，即便是规模小一些的新城镇的兴建也很少被提及。只有大概三、四个城镇留有新的名称，至少部分是高卢语的，象托利斯托波伊人领地南部的托利斯托索拉（Tolistot-hora），特克托萨季人领地北部的皮托布里加（Pitobriga），还有特罗克米人中的埃科布里加（Eccobriga）一类的地名。（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 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50页。）但这些地名究竟具有怎样的涵义？是完整意义上的城镇，还是仅仅意味着加拉提亚人为适应其流动性的征战生活而临时建立的安置妇孺的营地式居民点，看来还不能完全肯定。
    作为小亚细亚地区已然崛起的一种军事政治存在，加拉提亚人常常不由自主地卷入大国间的纷争。他们曾替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充当雇佣兵，参加王室权位之争。后来，又曾加入塞琉西王国的陆军，一部分参加了对犹地亚马加比起义军的战争。公元前189年，他们因在叙利亚战争中支持塞琉西王国而遭到罗马大军的征讨。公元前133年以后，加拉提亚人转而投附罗马，并协助罗马对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作战。公元前64年，其首领德奥塔鲁斯（Deiotarus）被庞培立为加拉提亚国王，嗣后又介入了罗马内战。直至公元前25年，加拉提亚才被形式划作罗马的一个单独行省。
    在文化上，小亚的加拉提亚人如同别处的凯尔特同胞那样，对周邻民族的文化既有吸纳融通的一面，也有排拒、卓立不群的一面，并曾长期保持自己固有的某些传统或风习。从遗存的有关铭文来看，他们虽已采用简明的希腊文字书写，却不曾弃绝自己的语言，甚至迄于公元4世纪，基督教学者圣杰罗姆还提到，加拉提亚人仍在使用一种凯尔特方言。（注：参阅前引于贝尔书，第53页；《新卡克斯顿百科全书》（The NewCaxton Encyclopaedia），第9卷，第38页“加拉提亚”条；前引《国际百科全书》第7卷“加拉提亚”条。）他们也给当地的希腊语里留下了几个凯尔特语词汇，比如盔甲、喇叭、汤或麦片粥，以及小铁砧、大红栎树等。（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53页。）加拉提亚人在宗教方面，大约已接受了邻族的影响，普卢塔克曾提及，有凯尔特妇女充任弗里吉亚人的阿耳忒弥斯女神的女祭司。（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 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55页。）在借鉴和吸收邻族的生产技艺和用具方面，加拉提亚人表现了惊人的颖悟力。但在恪守其独特的生活习尚、军事作战习惯和习用武器等方面，他们又宁愿保持固有的民族传统。（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 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Celts），伦敦1934年版，第54-55页。）这种鲜明的特性，使他们有别于小亚的其他族群，而给古代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直至4世纪以后，加拉提亚这块兀立在小亚腹地希腊化文明汪洋大海中的凯尔特文化孤岛，才逐渐被安全淹没。
    （三）
    “日耳曼尼亚”一名是罗马人对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日耳曼人居住区域的一种泛称，大致相当于今德国一带。其实，早在日耳曼人迁居这个地区前后，凯尔特人即曾在此活动，并留下自己的痕迹。如同在中、东欧其他地方那样，由于后起的强大民族集团迁徙潮流的迅猛冲刷，以及史料的残缺不全，对本地凯尔特影响的寻觅和描述，远比在西欧和南欧地区来得艰难，而不得不更多地仰赖于考古学、语言学、地名学等间接资料的佐证。
    于贝尔指出，凯尔特人在西日耳曼尼亚的最初居住地大致是在东不及易北河、北濒北海、南界今瑞士、西邻高卢的一个地域范围内。由于说戈伊德尔语凯尔特人的迁离，该地区北部一度出现人口空虚，说布立吞语凯尔特人便随之加以填补，这种状态甚至维持到拉登文化初期。（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 Hubert,The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92页。）可以肯定，凯尔特人在其被日耳曼人完全取代以前，曾在这块土地上作过长期的停留。考古发掘显示，属于凯尔特人的拉登时期城镇（oppidium）遗址，在日耳曼尼亚境内（尤其在西南部）多有发现，呈星罗棋布之状。（注：参阅马尔科姆·托德：《北方蛮族（公元前100年－公元300年）》（Malcolm Todd,The Northern Barbarians,100BC-AD300），纽约1987年版，第30页图4。）依循传统之见，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毗邻而居，历来以莱茵河为界，分处河之西岸和东岸。此说始创者似为恺撒，嗣后诸家均沿袭其说，一直默认莱茵河这条“自然边界”的存在。1887年，德国学者卡尔·缪伦霍夫首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条莱茵河分界线纯系罗马作家的人为杜撰。他指出，凯尔特人的生活区域其实远远伸向莱茵河以东，而非仅仅世居西岸。缪伦霍夫运用语言学、地名学材料，认为莱茵河、兰河、美茵河、利珀河、安伯歇尔河等名称的来源皆出自凯尔特语。今德国西北部许多河溪之名，凡以-apa、-afa、-efa作后缀者，亦为凯尔特语。本世纪初，法国学者阿尔贝·格勒尼埃按地名研究结论，甚至推测在易北河流域至日德兰半岛一带可能存在过一个“凯尔特帝国”。（注：参阅马尔科姆·托德：《北方蛮族（公元前100年－公元300年）》（MalcolmTodd,The Northern Barbarians,100BC-AD300），纽约1987年版，第32页。）尽管目前对于具体地名的语源判定仍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莱茵河两岸的居民曾经彼此错杂，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因而，以莱茵河作为将其截然割裂的界线，是不妥的。
    由于日耳曼人的发展相对滞后，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凯尔特人曾给予日耳曼人以很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这从日耳曼语自凯尔特语中借用的通常与政治、法律、战争和文化有关的许多词汇中可见。在日耳曼社会组织里甚或还有过凯尔特人的或仿效凯尔特风习的统治者，驻有凯尔特人的“官员或使节”。他们彼此缔结条约、交换誓言和人质，建立贸易和联姻关系，并形成了某种凯尔特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居于优势地位的部落政治同盟。有人推测，某些日耳曼部落的名称本身甚至就有着凯尔特语的形式，或象是日耳曼化的凯尔特语名称，例如，赫西人（Hessi）一名似乎与卡西人（Cassi）一名相同，勃艮第人（Burgondiones）一名相当于布里甘特人（Brigantes）之名，讷美特斯人（Nemetes）、特利波契人（Triboci）以及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也都是公认的操日耳曼语的族群，却具有近似于凯尔特语的族名。（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93-94页。）凯尔特人同日耳曼尼亚存在相当的联系，拥有活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 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103页。）已然成为一个愈益明了的事实。不仅于此，凯尔特文化的触角甚至还跨越广阔的日耳曼尼亚向北伸入今丹麦境内。（注：参阅马尔科姆·托德：《北方蛮族（公元前100年－公元300年）》（Malcolm Todd,The NorthernBarbarians,100BC-AD300），纽约1987年版，第35页。）至于其原因，迄今不明，究属贸易交流，抑或政治文化势力的渗透？
    波希米亚的凯尔特文化影响，早自哈尔施塔特时期起，以至整个拉登时期，就一直相当繁盛。波希米亚（Boihaemum）之名，即源自本地极具影响的凯尔特部落波伊人（Boii）。在波希米亚北部和摩拉维亚住有沃尔卡部落的特克托萨季人，（注：参阅马尔科姆·托德：《北方蛮族（公元前100年－公元300年）》（Malcolm Todd,The Northern Barbarians,100BC-AD300），纽约1987年版，第31页。）摩拉维亚或斯洛伐克一带还居住着从事铁矿开采的科蒂尼人（Cotini），他们分别向萨尔马特人和讲日耳曼语的夸迪人（Quadi）纳贡。（注：参阅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7页。）在整个波希米亚地区出土的铁制武器、工具、各种工艺品和金银小币，反映了凯尔特文化的突出成就。此外，在波希米亚的斯特拉多尼采、扎维斯特，摩拉维亚的斯塔尔赫拉迪斯科等地兴建的城镇，兹布拉斯拉夫郊外的堡垒体系，也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迨至拉登文化中晚期，随着铁器的传布和经济的发展，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力量对比渐生变化，兼以人口压力或自然灾害的影响，日耳曼人开始不断扩张，迫使日耳曼尼亚的凯尔特人纷纷向南、向西退却。人们所了解的公元前几个世纪凯尔特人在欧陆的分布偏重于高卢、意大利等地的格局，恐怕和此种压力引起的迁移有关。波希米亚的部分波伊人，曾辗转迁往意大利，公元前58年又有分支会同赫尔维蒂人（Hervetii）再迁高卢。残存于多瑙河以南的波伊人，于约前50年被达西亚国王布雷比斯塔消灭。而留居波希米亚故土的波伊人，则在前8年被入据的日耳曼族系马科曼尼人所逐，其最终结局便是走向后来的“斯拉夫化”。（注：弗兰克·A·克米耶托维奇：《古代斯拉夫人》（Frank A.Kmietowicz,Ancient Slavs），威斯康辛1976年版，第116页。）凯尔特人的活动地域，还向东延伸到今波兰和东欧其他地方。在波兰，位于古老“琥珀之路”上的伊诺弗罗茨瓦夫附近的克鲁查扎姆科瓦和亚尼科沃，分别发现有两处凯尔特人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圣所遗址。（注：弗兰克·A·克米耶托维奇：《古代斯拉夫人》（Frank A.Kmiet-owicz,Ancient Slavs），威斯康辛1976年版，第116页。）据说，凯尔特人优良的制陶技术曾对波兰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西里西亚的新塞雷克维亚、克拉科夫附近的韦西亚茨和伊戈洛米亚等地，都发现过一些位于城镇中的制陶中心遗迹。（注：弗兰克·A·克米耶托维奇：《古代斯拉夫人》（Frank A.Kmietowicz,Ancient Slavs），威斯康辛1976年版，第117页。）凯尔特语的类似词汇，象烧制陶器的窑、陶轮，还有炼铁、手磨、铁犁、大镰刀之类，也都伴随有关技术和器具的引入而为斯拉夫语所借鉴。（注：弗兰克·A·克米耶托维奇：《古代斯拉夫人》（FrankA.Kmietowicz,Ancient Slavs），威斯康辛1976年版，第116页。）波兰境内曾发现过大量拉登文化时期的物品，据信，凯尔特移民恐怕正是担负这种传播的中介。（注：参阅马尔科姆·托德：《北方蛮族（公元前100年－公元300年）》（Malcolm Todd,The Northern Barbarians,100BC-AD300），纽约1987年版，第31页。）在凯尔特文化影响方面，波兰南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区。据语言学家推断，当地一些河流的名称似乎也同凯尔特语的影响有关。（注：参阅马尔科姆·托德：《北方蛮族（公元前100年－公元300年）》（Malcolm Todd,The Northern Barbarians,100BC-AD300），纽约1987年版，第32页。）克拉科夫和普热梅希尔附近有几座突兀于地面的高大丘墩，其中最出名的是克拉库斯墩和万达墩。按传统说法，系由本地斯拉夫居民在约7世纪时为纪念民间英雄而筑。但波兰学者雅努兹·科特拉切克则认为，这些丘墩的建造者并非斯拉夫人，而是年代更早的凯尔特人，其作用起初可能是凯尔特祭司德鲁伊德的天象观测台，尔后则作为举行宗教仪礼的场所。（注：弗兰克·A·克米耶托维奇：《古代斯拉夫人》（Frank A.Kmietowicz,Ancient Slavs），威斯康辛1976年版，第117页。）波兰和中东欧其他地方残留的凯尔特人日后湮没于史，恐怕不能仅仅归咎于一般意义上的尽行外迁或遭绝灭，而更可能是融入当地人数众多的土着居民了，具体说来，即不外是斯拉夫化了。
    由波兰往东，凯尔特人的足迹一直可以追寻到乌克兰境内。据有关碑文记载，位于希巴涅斯河（今南布格河）口的希腊化城邦奥尔比亚（今尼古拉耶夫附近），在公元前3世纪曾遭受过凯尔特人的进攻。事实上，在南俄一带已经发现了凯尔特人的一些物品，究竟是由与之有交往的日耳曼人携来的，还是活跃于色雷斯或波希米亚的凯尔特人向东推进存留的遗迹，尚无法肯定。但凯尔特人有可能确如古代地理学家所认定的，曾向东抵达过密俄提斯湖（今亚速海）附近，（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 Hubert,The Greatness andDecline 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44-45页。）这也许是凯尔特世界最僻远的界限了。
    广布在中东欧及小亚一带的凯尔特人，是这个庞大的欧洲古代民族集团中颇堪瞩目的一部分。大概囿于地理位置的偏远寡闻，古代作家笔下有关他们情况的记述，远不如对他们在西欧的同胞来得丰满而系统。虽则如此，仍见残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片断。同时，依循着其他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和地名学一类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人们也还是可以约略描摹其粗犷的原貌。由于中东欧及小亚的所处及邻近之地，多系罗马帝国晚近征服的行省或域外蛮邦，偏离中枢要衢，因而罗马化的程度比之西欧也相对较弱。十分自然，从历史演进的终局来看，这里的凯尔特人主要不是被罗马人融化，而是分别汇入了当地的其他各种民族，混化于伊利里亚人、达西亚人、色雷斯人、希腊人、弗里吉亚人，以及日耳曼和斯拉夫族系的茫茫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