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而罗马早期史研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史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并不缺乏罗马早期社会的史料。因为李维和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等许多古典作家为我们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罗马上古史事。在他们的笔下，罗马早期历史的面貌显得清清楚楚，毫不灰暗。通过罗马古典作品，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展示历史脉络的几根粗糙的线索，而是一幅充满了精彩情节，事件的前因后果被诠释得十分详细明白的历史画卷，这种详细程度丝毫不亚于罗马共和晚期史的记载，甚至比古希腊晦暗不明的早期史更为明朗。
    然而这种表面丰富的史料却令人生疑。人们对罗马上古史料的怀疑首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罗马有文字的记载始于公元前3世纪。 最早的一批历史作家有FabiusPictor ， 拉丁诗人Cn. Naevius， 以及 Sex.Aelius Paetus和Cassius Hemina。李维和狄奥尼修斯生活的年代更晚（约公元一世纪前后）。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属于公元前5-4世纪的或更早时期的历史文献。（注：E.Badian,The Early Historians， 载于T.A.Dorey,Latin Historians,London,1966,pp1-38. ）很难确切地考证出罗马早期史家的史料来源究竟是什么。不过他们很可能采用过执政官年表、凯旋记录、大祭司发布的编年历、十二铜表法碑文、古老的外交条约等国家档案，以及世家大族记录祖先功业的家史和歌谣等私家档案。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但问题在于我们已无法见到这部分材料的原始面貌，因而不能确定早期史家是如何处理它们的，是否做了增添、删除或演绎，因此也就不能肯定我们通过古典文献所看到的罗马上古社会的图景是否真实可信。
    罗马早期文献传统是否可信？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态度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大体上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大多对古典文献持崇拜、轻信态度，到17-18世纪，在理性主义思潮的浸染下，古典文献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批判和否定，再发展到18-19世纪，以尼布尔为代表的学者们走上了批判与肯定相结合的中间道路，致力于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我们发现，当代西方学术界对罗马上古史真实性的评价比一百年前更乐观，基本抛弃了怀疑主义论者所持的彻底否定态度。由此看来，近代学者对古典文献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最后选择了中间道路，恰恰符合哲学上的正、反、合三段论规律。
    我国的罗马史研究者由于受种种条件的局限，一直难以在古史考据上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有了解和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才能使罗马史研究在中国开展下去。那么介绍国外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和各派观点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本文无意介入关于罗马史料真伪问题的争论，旨在对国外关于该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做一个总结性的回顾，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各种思潮的发展演变，分析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并介绍目前西方史学界的最新观点，以此作为我们今后研究的参考。
    一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对古罗马的史料产生怀疑的呢？在李维和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着书立说的年代（约公元前一世纪-一世纪），罗马人对他们所说的历史故事深信不疑。在罗马历史研究刚刚兴起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人对流传千年的罗马传统也没有丝毫怀疑。罗马人相信自己的传统很可能是因为那些传奇故事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某种为他们所熟知的，但不为现代人所理解的可信的历史证据；但也有可能是古人把无稽的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给弄混了。而意大利人文学者对待史料的轻率态度，则是因为他们对考证史实本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大多热衷于搜寻古物文献，但仅仅为欣赏其美学价值和文物价值；另一些人借古史研究针砭时弊，如马基雅维利。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古代史研究不过是展示其政治思想的载体，而史料的作用就在于为其政治理论提供论据，他对史料的选取只是为了实用目的，显然不是出于科学的考虑。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前十书》以批判社会历史见长，却由于对历史理解不深，轻信虚妄的历史古事，对史料运用缺乏批判而影响了其学术价值。
    没有史料和史学批判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而史学批判曾经是希腊罗马古典史学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但是这种优秀传统在中世纪长期被埋没，以致于马基雅维利等人并不知该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批判法则。 好在这种传统并未完全消亡， 意大利史家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约1406-1457 年）就是古典历史批判精神的仅存的继承者之一。瓦拉无疑是近代史料批评的开创者，他在史料考据和辨伪方面做出了惊人的创举。瓦拉确立了一套科学的史料考据方法，利用深厚的语言学知识结合历史、政治、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证据来检验文献史料与其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文化状况是否相符合。他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对古代文献档案（包括罗马典籍和中世纪教会文件等）的考察中，结果发现其中隐含了许多重大谬误。他在李维的书中找出185处谬误， 指出某些古典作家捏造事实。（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1页。）瓦拉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当属1440 年发表的着名的《关于康士坦丁的赠与辨伪》。他以科学的考据方法令人信服地揭穿了罗马教会的一份重要历史文件《康士坦丁的赠与》纯属伪造。这一发现在知识界引起巨大震动，同时也唤醒学者们的怀疑和求实精神。瓦拉使人们意识到，那些曾经被奉为绝对权威的文献，即所谓“第一手材料”也许并非真实可靠。
    瓦拉掀起了一股史料批判的新思潮，其直接后果是为16世纪兴起的新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有力武器。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纷纷效仿瓦拉的方法，以历史批判为投枪，把一切具有教会权威的传统文献作为标靶，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根据和历史论断。有趣的是，不但宗教改革者是以历史为武器，就连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也不得不利用同样的手段进行反击。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支支以文献考据着称的教会学派。最着名的例子是由耶稣会诸学者组成的名为玻兰达斯派团体。他们尝试着把批判原则运用于研究和拯救那些受到人文主义者嘲笑的，掺杂着大量传奇式内容的中世纪宗教文献，目的是证实它们的真实性和历史文献价值。该学派编写的《使徒行传》丛书的每一卷的序言都是一篇历史文献批评的论文。丕皮布洛奇的《古文书真伪辨异序》和马比昂的《古文书学六卷》是当时最具轰动效应关于古文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争论文章。他们对古老资料真实性的怀疑态度和他们总结的史料批判原则和方法，对史学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它预示着一场史料学革命即将到来。（注：[美]J.W.汤普森着，谢德风译：《历史着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37章，商务印书馆，1988年。）从17世纪过渡18世纪，西方进入了一个崇拜理性、怀疑和反对一切传统、权威、教条和信仰的时代。德国着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了理性主义者的怀疑历史的态度。他说：“既然不真实的历史就像没有生命的身体，那么，如果没有事实根据，人们就不应当肯定任何事情”（注：《历史着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134页。）。 在这种怀疑精神的驱使下，首先受到攻击的是《圣经》和天主教对《圣经》的解释。法国学者佩尔·培尔就是批判《圣经》的先驱者，从本质上说，他继承了瓦拉和丕皮布洛奇、马比昂等神甫学者的文献考辨方法，但是他的目的却是摧毁圣经的神圣性。他是怀疑主义者的突出代表，“在他的笔下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注：《历史着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82页。）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是仅次于《圣经》而受到广泛尊崇的经典。古典着作曾被视为具有高超天赋的人们的作品，与《圣经》一样具有神圣的启示作用。对希腊罗马历史作品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提出疑问是大不敬的，即使不能算是渎神行为。尽管瓦拉早已对罗马古籍进行了前瞻性考据工作，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7世纪后半叶，以怀疑传统为特点的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罗马早期历史的真实性才受到质疑。
    第一个提出怀疑的人是荷兰学者柏利佐尼阿（1615-1715真名为沃尔布勒克）。但是对早期罗马史可信性的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则来自维斯克·得·浦伊利于1722年向铭文学院递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后来法国人波福在1738年出版的《论罗马最初五个世纪的历史并不可靠》一书中再次进行这类攻击。把罗马历史的整个王政时代统统贬为修辞学家虚构出来的神话和传说，成为当时的轰动事件。（注：《历史着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82-83页。）这些过激的观点使得人们在心理上对罗马早期历史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从此，罗马上古史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因文献不足而难以确考的“黑暗时代”。（注：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全部传说的罗马上古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这是第一次较大的观念改变。
    二
    理性主义时期泛滥的疑古浪潮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积极意义来说，它促进了科学的历史批判方法的产生，引导罗马上古史研究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因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必然是建立在严格的史料考证基础上。从这一时期开始，历史研究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专业史家不再单纯考虑历史的美学价值或实用价值，而是以科学、求真的精神，从考证史料入手，以发掘历史真相为首要目的。但是，疑古思潮也有负面影响，因为否定古典文献的价值就等于否定流传千年的罗马传统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如果不能利用文献材料，整个历史研究就根本无从着手，这对于罗马上古史研究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
    与这种极端否定历史的倾向相对立的另一种思潮是相信历史的内涵蕴藏在大量神话 、传说以及各种错讹之中 ，确信通过正确的研究方法， 人们可以发现和恢复历史的真实 。莱布尼兹就坚持认为：甚至在不可信的记载，如传说和神迹这类东西里面也会有星星点点史实。学者的职责就在于寻找这些点滴事实，“把麦子和秕糠分开”（注：《历史着作史》下卷，第三册，第134页。）。 但是这一敏锐而深刻的意见被当时狂热的怀疑主义浪潮所掩盖。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对古代史料的合理看法在当时也未受重视。他第一个提出应当把古代语言、诗歌、神话传说、法律习俗等事物当作有用的史料，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古代语言承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通过自己时代的语言和思想来表达和传递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神话传说就是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它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事实，只不过以一种扭曲的回忆形式反映的，但它是了解古代历史的唯一途径。他与否定罗马史的人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表面虚妄的罗马早期史的背后一定包含着某种真实的基础。他说：“从李维以来的一些学者们都把罗马起源当作神话故事，他们没有考虑到神话故事也一定有某种公众信仰的真实基础”。（注：[意]维柯着，朱光潜译：《新科学》，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他宣称“英雄时代的寓言曾是英雄们和他们的英雄习俗的真实历史”（注：维柯：《新科学》，第429页。）， 从而赋予神话传说以史料学的意义。遗憾的是维柯未能在历史研究中深入实践他的思想，除了贡献出一篇堪称历史考证典范的关于荷马史诗的考证文章外，他对罗马古史的研究还嫌粗糙，因此收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