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致力于古史考证，并收到巨大成效的当属19世纪德国着名历史学家尼布尔，其代表作为1811年出版的以他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课的讲稿为蓝本的《罗马史》。这是一部标志着近代古典学研究开端的巨着。尼布尔尤其关注罗马早期历史。他对于追寻历史真相抱有极大的热忱，以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那样的精神去钻研史料。他自己说：“我就像解剖家解剖身体那样解剖文字；我设法把杂乱无章的由骨化石构成的骨架从异物中分离出来。”（注：《历史着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11 页。）他的“解剖刀”剥落、摒弃了无数旧传说和传统，但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摧毁罗马史的基础，而是把藏在许多古代罗马史诗、歌谣中的史实真相的核心取出来，并以此为基础重建罗马史。在这一点上，尼布尔的思想与维柯的十分相似。他提出，没有一条史料不在一定程度上载有历史的真实信息，史家的任务就是要把传说与真实剥离开来。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尼布尔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史料考据工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从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中寻找可能反映了历史真实的线索，如歌颂英雄的残诗、宴饮诗歌或挽歌的残篇，私人宅第残存的档案、文稿等个别文献材料，从一个词句、隐语和一处缺漏中推敲隐含的意义，然后运用判断、推理、归纳等逻辑手段把零散残缺的史实复原成一幅完整的画面。针对罗马王政时期的实物和文献材料都出现空白的地方，尼布尔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大胆地利用荷马史诗的材料进行逻辑推理和假设。他认为希腊和罗马两个民族之间曾有过共同的发展阶段，罗马的王政时期相当于希腊的荷马时代，因而二者具有可比性。尼布尔所恢复的罗马古代史虽然还很粗糙，但毕竟给漆黑的罗马古代投射了第一缕曙光，较准确地勾画出了罗马早期历史发展的轮廓，并指明了进一步探索历史的正确道路。
    三
    维柯和尼布尔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罗马早期史的盲目否定的观念。他们的“民谣学说”重新恢复了人们对罗马古史传说的真实性的信心，然而这种信心很快就受到德国另一位史学大师兰克的挑战。
    兰克曾系统钻研过希腊、罗马历史家的原着，一边做笔记，一边拿自己的发现与注释家们的解释相比较，结果发现史料与史家的诠释差距甚大，只有尼布尔的着作还算令他满意，但是对于十分苛刻的兰克来说，尼布尔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仍不能为他所接受。（注：《历史着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30页。 ）这主要是因为罗马上古史料中存在太多有争议的东西，而兰克对核实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又抱有一种痴迷的态度。他曾提出一条极其严格的辨别史料真伪的原则，他说：“当我们研究我们习惯上称为史料作家的那些撰写原始情况的作家并把他们的着作看成原始材料的时候，应该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或者仅仅是和那些事件同时代的人。”（注：《历史着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34页。）可见， 兰克认为凡不是历史当事人记载的事件，都不是“真实”、“客观”的历史。据此标准推断，只有档案、报纸等有限的文字材料才能算是最可靠的史料，而这些都是兰克所酷爱的。结果，他的研究范围也因此受到局限，完全集中在现代史部分，对于缺乏“原始”历史文献的古代，他索性不予理睬。这种态度表明了他对尼布尔的否定。因为，在他看来，罗马的古典文献完全不可靠，根本无法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
    兰克在西方史学史上影响很大。在他的影响下，19世纪后半叶，怀疑主义思潮又有所抬头。兰克学派公开批评尼布尔对罗马上古史料的“轻信”。1855年，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出版了一部《早期罗马史可靠性的考察》（两卷）旨在否定尼布尔建立在“民谣史料”基础上的有关罗马史的全部假设性学说。刘易斯不相信罗马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此类“民谣”，怀疑费边·皮克托等早期史家是否依据了可靠的史料来源。他写道：“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下述情况很可能出现：在编年史家开始记述全社会关心的那些事件以前，私人家族就已经开始记录自己的杰出的成员们的事迹了。罗马史上整个所谓王政时期我们是从口头传说中得知的，并没有事实加以证明。”在详细分析了古代作家的一切可能的材料来源之后，刘易斯做出一个非常直率的结论：
    “为钻研最早那几个世纪的历史付出的艰苦劳动，一般说来，都是白费了，这个时期的历史，作为一系列图画似的记述来看，读原着好处最大，把原着改编，使它穿上摩登的服装，必然面目全非。如果我们把一张历史油画仅仅看作艺术品，对古人的记载只会因为近代复原者的画笔再次接触画面而受损害。另一方面，为使它们合乎自己的揣测而省略、增添、改动和换位，以便使它们成为纯粹历史的形式，这种尝试必然是徒劳的。”（注：《历史着作史》下卷，第4册，第672页。）刘易斯走的是极端怀疑主义的路线，而尼布尔派坚持在轻信和怀疑主义之间走中间路线。 两派热衷于探讨罗马史料真伪问题的学者们在19世纪末展开了激烈争论。例如， 支持尼布尔的有加埃塔诺·德·桑克提斯，他坚信尼布尔的“民谣史”的假设，相信罗马曾有大量史诗、民歌存在；尼森对李维的着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考察，与以往一般的看法相比，他对李维的否定少于肯定。他的观点得到尼茨的积极响应，后者虽然是兰克的门人，却更像是尼布尔的学生。尼茨在他的《罗马编年史》里宣称，我们能通过第二手、第三手的作品而得到当代的证据。而尼布尔的门生卡尔·彼得却对他的老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他轻信罗马诸王的传说，并警告读者那些全非历史。彼得还攻击尼森和尼茨对李维作品的态度，认为李维的着作不能算作严肃的历史叙述。另一位学者埃托雷·帕伊斯对有关早期罗马的传统说法也持完全怀疑态度，认为《执政官年表》系伪造的文献。他提倡从考古学、语言学与地名调查等方面去寻找可靠证据。（注：[英]G.P.古奇着，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下册，第24章“蒙森和罗马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尽管刘易斯及其门徒断言罗马早期史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尼布尔在罗马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仍占统治地位。罗马早期史研究也并未因此停顿。相反，德国另一位史学大师蒙森继尼布尔之后把罗马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峰。1854-1856年蒙森的《罗马史》（1-3卷）陆续出版，1885年又推出第5卷。在第一卷里， 蒙森对于令尼布尔和刘易斯大伤脑筋的早期史料是否可信的问题未做具体评论，但是我们从该书的卷首语中可以体会出他对罗马上古史料的基本看法。在那里，他引用修昔底德的话说：“远古之事因年深日久无法详加查考；可是，据我在审核时确认为大体可靠的证据看来，我相信，无论就战争或其他方面而言，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注：[德]特奥多尔·蒙森着，李稼年译：《罗马史》第一卷，卷首，商务印书馆，1994年。）可见，蒙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对于罗马王政时期历史的探索不应以史实不明为由而却步，因为那些难以确考的事情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语言学和考古学是蒙森从事古史考据所依靠的两个重要武器。他说：“每一个语言现象都是一个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证明它的凭据。”，“对于那些全无传闻可资查考的时代，后世必能从语言的记载中去寻找材料。”（注：[德]蒙森：《罗马史》第一卷，第18页。）与尼布尔的考据集中在神话传说等文献方面不同的是，蒙森特别重视考古发现。他亲自组织了从莱茵河到多瑙河之间的罗马城墙遗址的挖掘工作；并且充分利用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罗马广场、七丘山、奥斯提亚、庞贝城的考古发掘成果。由于这些新证据，蒙森的研究比尼布尔的更接近于真实。（注：[英]G.P.古奇：《十九世界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下册，第775页。 ）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对于罗马古史考辨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最直观的古代的证物，不仅比文献更具真实性，而且可以用来检验文献材料的真实性，所以，考古很有希望成为解决众多争论的最有效的手段。蒙森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四
    进入20世纪，人们对古代传说的普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不是学术争论，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近一百年来的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19世纪晚期到本世纪初期，亨利·谢里曼发掘出特洛伊古城，阿尔图·伊文斯在克里特岛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世界性震动，因为他们证实《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传说并非完全出于虚构，所谓的特洛伊战争和米诺斯王国确实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这就证明了维柯和尼布尔的思想：人类早期历史往往蕴含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之中。
    希腊考古带动了古代罗马史的研究。人们首先想弄清罗马史上最古老建城传说是否如特洛伊战争一样，也确有其事。因此，百年来，尤其是50-60年代在意大利地区和罗马城附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注：总结罗马及意大利地区考古成果的参见 Cary&Scullard,AHistory of Rome;Gjerstad,Early Rome（1966）；Momigliano, InteriumReport ofRomanDiscovery 载于RomanStudies, Vol. 53, 1963;Cornell, Archeaological Reports（1979-1980）。）这是对文献传统进行的一次大检验。考古学无疑能比文字学和文献学提供更多，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最近20年来的考古发现增进了人们对史前拉丁地区和王政时期的罗马的认识和了解。结果证实，文献记载在许多方面基本属实。例如，在罗马建城时间上，考古发现与文献传统基本一致。传说罗马始建于公元前753年，经考古证明，帕拉丁山上确有属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茅屋群遗迹；另外，考古发现，在公元前6 世纪，罗马的物质文化较丰富，有较多的希腊陶器出土，墓穴多有随葬品和精美的壁画，这说明罗马曾经历过一个文化、贸易较繁荣的历史阶段，大概就是传统记载的盛极一时的埃特鲁利亚王朝。但是，属于公元前5 世纪的文物却极其罕见，而且较为简陋，表明罗马在该时期曾一度衰落，这也符合传统所述。据说共和初期，罗马曾遇到极为严峻的经济压力，并由此引发了平民与贵族的冲突。甚至连文献中的若干细节都找到了考古证据：例如发现了传说中罗慕洛在帕拉丁山上建造的棚屋遗址；塞尔维乌斯的宫殿等。（注：T. J. Cornell , The Value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载于Social Struggle in Archaic Rome PP65-69,1986.）考古学的进展虽然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上，实物证据并不能清楚地解释有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级冲突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但既然已有考古证据表明文献记载确实可信，我们就绝不能轻易抛弃文献传统，而且人们有理由相信，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文献记载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考古发现证明了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全盘否定罗马传统的怀疑主义者的错误，他们在批判史料的道路上实在走得太远了，以致于危害了这门学科的正常发展，最终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怀疑主义的最后一位代表Pais及其门徒做了最后的挣扎，但自从遭到 Barbagallod等学者的驳斥之后，现在几乎无人响应。（注： C. Barbagallo, I1 problema delle origini di Roma da Vico a noi（1926）一书。参见Cornell的论文“论文献传统的价值”。Pais,Storiacritica di Roma durante I primi cinque secoli 5 Vol.（1913-1920）。）另一个促使人们重新恢复了对古典文献的信心的因素是，现代学者在摧毁古典传统的同时各自重新解释和建构起一个个罗马史的框架，但是这些新“传统”没有一个能比古典传统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例如，Alfdy（着有Early Rome,1968）否定罗马王政时期，特别是有关塔克文王朝的传说，认为罗马的历史开端不早于公元前5 世纪晚期 。 Gjerstad试图把罗马共和国的创立拖后到12铜表法颁布的时代，即公元前450年。相应地，把罗马建城年代定为公元前575，比传统记载的时间晚了两个世纪；Ferenczy把传统上属于王政时期的塞尔维乌斯改革的时间推后到十二铜表法颁布的时期。（注：参见Alfdy,Early Rome,（1968）；Gjerstad,Early Rome（1966）；Ferenczy, FromthePatrician State to the Patricio-Plebein State,（1976 ）。）凡此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古典传统的一种否定，然而每一种观点又都是以文献史料为基础，也就是说学者们重新解释了传统，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而推翻旧传统。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现代学者是否比罗马人更懂得罗马历史，他们的解释是否比李维和狄奥尼修斯的更接近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