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阀间地缘关系的特点
        分析北洋政府时期各派军阀势力的空间背景及其相互关系，其地缘关系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地盘分布上呈现犬牙交错的相互钳制关系。军阀的分裂导致地盘的分裂。直皖战争前，奉系张作霖占据东北三省，直系的主要力量在长江流域，坐拥鄂、赣、苏三省，同时它的地盘也包括当时的直隶、绥远等地。皖系的大本营在京津地区，其地盘却分散在皖、甘、浙、沪、豫等地。（注：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16页。）在西南六省区，形成了军阀林立的局面。滇系军阀盘踞云南，并将势力范围扩大到黔、川两省，并一度深入到粤、桂、湘、陕省区。桂系陆荣廷据两广，并把触角伸向湖南。夹在北洋军阀和滇、桂军阀之间的四川和湖南，地盘的归属更是摇摆不定，时而依南，时而向北，处于骑墙态势。（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8页。）晋系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自成一体，并根据需要随时与其它派系结盟。各派军阀势力盘根错节，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包围中有包围，分割中有分割，大块地盘中有小块。直皖对立时，直系虽占有长江流域三省，但地盘却呈分散状态，江苏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之中。但皖系的心脏地区却受到来自奉、直两系的两面威胁，而且皖系想用兵西南又必须越过长江，而直系的地盘却恰恰处在用兵孔道上。（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第2版，第687页。）直皖战争后，皖系势力土崩瓦解，已呈残余之势，但直、奉两系的地盘又处于胶着状态，皖系的多数地盘落入直系之手。当奉系战胜直系后，就把双足伸进长江流域，苏、沪、皖随入其毂中，并且又控制了直、鲁等地。军阀派系在地盘分布上的这种犬牙交错状态，必然造成各派军阀势力的相互钳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562页。）直接影响了军阀派系的军事行为及其结果，影响其政治作为及政治命运。
        第二，在战略态势上呈现多边临敌的被动关系。地盘的位置影响军阀的战略地位。边缘区的军阀远离大的政治军事冲突，可能会有一个较安定的内部环境和较大自由的发展空间，因而在军阀角逐中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若地盘处在国家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因其所具有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价值，必然引起军阀间的激烈争夺，该地盘上的军阀就会处于一种多边临敌、无法后退的不利战略态势。奉、滇、桂等派系属于边缘区的军阀。夹在奉系和滇、桂军阀之间的直、皖、川、湘等派系，地盘犬牙交错，至少与两派军阀的地盘接壤，常受到来自南北军阀势力的威胁，因而处于一种多边临敌的不利位置。由于相邻双方存在着多种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因而随时都会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对皖系而言，实施“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扫清直系；（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第2版，第695页。）对直系而言，要控制中央政权，对付南北两大势力，首先要除掉皖系这个肘腋之患。川、湘军阀处在南北之间，被迫两面作战，南北周旋，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几乎所有的大规模战争都发生在奉系地盘以南，滇、桂系地盘以北的区域内。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齐卢战争和奉浙战争等都发生在这里。这一区域的军阀矛盾多，树敌多，战争频率高，根本没有后退的余地。
        第三，在利益格局上呈现地缘利益的矛盾关系。军阀要想掌握政权，必须拥有一支固定的军队，要想养活一支军队，又必须据有一块比较固定的地盘。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征粮、征税，就可以养活一支军队。“每个小军阀都想成为大军阀，每个大军阀都想统治全中国。要想由小变大，就得扩充军队；要想扩充军队，就得扩大地盘。而要扩大地盘，就得和别的军阀冲突”。（注：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这样，相邻的军阀派系彼此便成了对方向外扩张的障碍，同时也成为最受威胁的对手。地缘利益冲突便成为军阀间最主要的矛盾，地盘之争成了军阀政争的主要原因，军阀们发动战争的理由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对地盘利益的争夺。在北洋军阀的第二次攻湘战争中，直系将领吴佩孚由湖南前线罢战主和、撤防北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满自己攻下的湖南地盘被皖系军阀张敬尧占去，不愿皖系在“武力统一”中把势力扩张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直系的地盘内。（注：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48页。）打着护法旗号的西南军阀愿与吴佩孚息战言和，也是以保存地盘为目的。当他们的地盘受到威胁时，也能联合对付北军，一旦自身利益有了保证，护法外衣就抛到九霄云外。直皖战争结束后，直系在瓜分皖系的地盘，收编皖系军队等方面，占了先机，奉系没有得到实利，长江流域扩张计划成为泡影，为此种下了直、奉战争的种子。（注：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71页。）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与郭松龄的倒戈虽有多种原因，但地盘之争是其重要因素。（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46页。）北洋派系的“武力统一”和西南地区的“联省自治”都成了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一种手段。
        第四，在空间形态上呈现远交近攻的利害关系。地盘利益是影响派系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地盘接壤的派系最有可能成为敌人，因为一切军阀都想扩张势力范围，直至统一全国，而相邻双方则相互成为对方扩张势力的直接障碍。相距甚远的派系虽有可能存在矛盾，但没有直接的地盘利益冲突，相互不会构成危及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胁，彼此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远方的朋友一旦成了近邻，地盘利益冲突便立刻显现出来，朋友变成了敌人。这样，远交近攻策略便成为军阀政治斗争的武器，地缘关系成了政治关系的基础。选择盟友和敌人，多数情况下不是根据政治志趣和阶级观念，而是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直皖战争发动前，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直、桂两系转瞬间成了盟友，他们相约同时动手，各自解决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心腑之区的敌人。桂系在南方消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直系在北京推翻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势力。（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第2版，第1013页。）一贯坚持“武力统一”政策的皖系也不得不寻找远方的同盟以对付直系的挑战。皖、粤、滇三系相约夹击桂系。（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第2版，第1013页。）直皖战争中，直系南联桂系，北拉奉张，结成八省反皖同盟，置皖系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这是直胜皖败的重要原因。当直、奉联合战胜皖系后，昔日的盟友立刻变成了仇敌，而昨日的仇敌奉、皖两系为共同的利害关系又变成了朋友。粤、奉、皖三派面对来自直系的共同威胁，从南北中三个方向走到了一起，于是出现了粤、奉、皖反直三角同盟。（注：楼向哲：《粤奉皖“三角同盟”浅析》，《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北洋各系能够抛开阶级分野，与孙中山结成联合阵线，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安全需要。南方革命政权在许多场合下成了奉系的同盟者，但当国民党的力量向北发展对奉系构成直接威胁时，双方的战争便不可避免。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他和张作霖是盟友，但奉军一入关，冯、张的同盟关系便宣告结束，转而变成了奉、直联合对冯的局面。
        第五，在政治格局上呈现南北地域的抗衡关系。北洋派系与西南军阀分属两个政府、两个法统。虽然“南与北如一丘之貉”，都以攫取最大权力和扩张势力范围为目的，南与北军阀在不少情况下有勾结和联合，但总的情况看，他们的地缘利益不同，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利益矛盾。北洋各系都想把西南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自己为中心实现“全国统一”。西南军阀虽然内部斗争激烈，但当他们的势力范围受到共同威胁时，也会暂时的一致对外。因此，南北地域的抗衡成为时局关注的焦点，政治斗争呈南北方向，军事斗争表现为南北冲突。南北战争变成了争夺地盘的战争。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和西南军阀的“联省自治”成为双方斗争的基本武器。掌握北京政权的北洋各系野心勃勃，无不以统一西南为职志。西南军阀为求自保，常以“自治”为盾牌。（注：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