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阀间地缘关系的影响
        军阀的分裂导致地盘的分裂，对地盘的争夺又导致军阀间不断的战争，在地缘关系规律的作用下，各派军阀在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并最终遭致没顶之灾。
        首先，军阀间的地缘利益不可调和，地盘问题不能解决，分裂和战争便不可避免。军阀的产生和分裂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是造成军阀分裂和战争的根本原因，而地缘利益的冲突就是这种原因的表现形式。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北洋军阀集团出现分化，对湖南地盘的争夺导致了直、皖两系走向分裂。1917-1918年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两次用兵西南，在直系将领吴佩孚就要打下湖南的时候，段祺瑞深恐吴得手于湖南而兼有长江四省地盘，对皖系势力发展不利，遂命嫡系张敬尧以援吴为名，督师入湘，坐取湘督席位以扩充皖系地盘。（注：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48页。）随后，段又推徐树铮为直隶督军，想进一步把直系曹锟的地盘抢夺过来。（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60页。）这样就引起了直系将领的强烈不满，吴佩孚为保全地盘和维持直隶根本之地，遂决定罢战主和，撤防北归，并结成八省反皖同盟，最后兵戎相见，走向分裂。
        不但北洋集团一分为三，而且各派系内部也不断地分裂。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从直系中分裂出去，原因之一就是不满吴佩孚的“削藩”政策，夺去他的河南地盘。（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46页。）郭松龄原是奉系的主要将领，手握精锐之师，战功卓著，因遭内部新老各派的嫉视和排挤，欲谋得一块地盘而不能，促成他与国民军结合在一起，联合倒奉。（注：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22页。）奉系主将张宗昌占据山东后，独树一帜，俨然以鲁张系自居。就这样，北洋军阀集团层层裂变，不断分化，派中有派，系中有系，朝秦暮楚，纷攘不已。他们再也无法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更不可能由这些分裂的派系去消灭军阀割据，实现全国的统一。如果说他们之间也有联合，那只是暂时的利益关系和策略方面的需要，联合的双方一旦获胜后，必然有一番权力和地盘的争夺，分脏不均，就必然爆发新的战争去打破这种联合。分裂的趋势无法扼制，因为既得的地缘利益不能调和，地缘利益冲突难以解决，而且犬牙交错的地盘形状不利于军阀的有效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成员常处于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这就势必增加集团内部的分离趋势，造成军阀集团的不断分化组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正酣时，直系在长江流域的齐燮元、孙传芳等冷漠观望，（注：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05页。）山东郑士奇暗中附皖，更不用说冯玉祥倒戈反直，致使直系惨败。战败后，吴佩孚原想拉拢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另组军政府以图东山再起，但齐燮元等并不效命，致使吴的计划落空。（注：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2页。）孙传芳在控制浙、闽、赣、苏、皖五省地盘后，便脱离吴佩孚的节制，成为一个独立派系。地盘分布上犬牙交错的特点决定了军阀派系只能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军事联盟，不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控制机制，形不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存在严重的离心倾向。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一致“对外”。
        地缘关系的特点造成军阀派系的不断分裂，分裂就意味着战争，战争不但不能消灭割据，反而又不断地制造新的分裂。各派军阀就是沿着这个怪圈，一步步走向分裂，走向战争。为争夺北京政权和地盘，北洋军阀内部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每次出动兵力数十万之众；为分夺江浙富庶之区，北洋各系发动了三次局部战争，战斗之激烈，破坏之严重不亚于上述三次大的战争；为“武力统一”中国，北洋军阀又打了三次南北战争；（注：三次大的战争指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三次局部战争指江浙战争、齐卢战争和浙奉战争；三次南北战争指1917、1918年段祺瑞的两次对南方作战和1923年吴佩孚的南方用兵。）为解决派系内部之间的恩怨，直、奉两系内部有冯、吴之争，郭、奉之战；为联合“讨赤”，又有直、奉对国民军和直、奉抵抗北伐军的战争，其它如由北洋派系指使操纵的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更是数不胜数。
        北洋军阀的不断分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致对外。三次用兵西南，兵力占绝对优势，结果是无功而返。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正是利用了北洋军阀的分裂和不统一。北洋派系不但不能摧毁广东政权，反而在多数时候成了广东政权的盟友。孙中山讨伐桂系，击败陈炯明，两次重建广州政权，都是在皖、奉两系的配合支持下进行的。
        频繁的战争加剧了政局动荡，北洋政府统治的16年中更换了9次元首、47届内阁，（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2页。）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毫无建设可言。战争和动乱，又造成严重的破坏，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苦难，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客观上为国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各派军阀不断地发动战争，便要不断地扩大军队，最盛时，直系有军队40余万人，奉系有军队35万人，皖系也有24万余人左右。（注：吴永明：《北洋军阀武器装备问题初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四川一省有军队18.6万人，广东有15万人，湘、桂、滇、黔也在6万人左右。（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86页。）要蓄养这些庞大的军队，便需抢占更多的地盘，要抢占更多的地盘，又必须进行新的战争，战争愈多，军队也愈多，地盘的问题也就愈加严重。（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52页。）以致军阀各派在战争中耗尽精锐，走向衰落。
        其次，地盘上的多边临敌使各派军阀陷入极大的战略被动。地盘的位置关系会影响到军阀的安危和政治军事作为。那些周边相邻军阀多且强的地盘最易成为矛盾的焦点，多数情况下是腹背受敌，位于这种地盘上的军阀常被迫两面或多面作战。1920年7月在津京地区爆发的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三次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双方势均力敌，各自在津京地区投入兵力5万多人，加上分散在各地的驻军，各约18万人。（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551-552页。）初战两仗都是皖胜直败，但皖系的心脏地区却处在直奉联军的战略包围之中。直、奉两系结成八省反皖同盟，反皖势力纵贯南北，北自黑龙江南至湖北，控制了京奉、京汉两大铁路干线。散处各地的皖系势力也都处在直、奉两系的夹击之中，他们或自顾不暇，或不能实行有效的战略配合。尽管皖系握有边防军和西北军三师四旅精锐，有湘、陕、鲁等省的同心效命和安福系的摇旗呐喊，也终不免失败。战争进行到第四天，奉军参战，皖系腹背受敌，东、西两路全面溃败，致使段祺瑞苦心经营的皖系力量数日之内即土崩瓦解。1924年9月爆发的江浙战争，也呈以众击寡的态势。江苏督军齐燮元联合苏、皖、闽、赣及直系有关部队，兵分四路进攻浙江。浙督卢永祥三面受敌，后援不济，很快就归于失败。直系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惨败，也是多面受敌的结果。粤奉皖反直三角同盟使直系多方应付，极为被动。江浙战争是直奉战争的前哨战，尽管皖系卢永祥战败，但却牵制了直系长江下游的力量。（注：楼向哲：《粤奉皖“三角同盟”浅析》，《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孙中山也积极北伐，出师湘、赣，直接牵制了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使吴佩孚嫡系肖耀南部穷于应付，无暇顾及援吴战事。这样，孙中山攻于南，卢永祥战于东，张作霖击于北，冯玉祥、胡景翼等拊其背，在多方打击下，曹、吴势力终于败北。其他战争如孙传芳联合国民军夹击张宗昌，奉、直联合夹击国民军都是以众击寡的战例。京津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四川、湖南等地是当时的三个政治漩涡中心。（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35页。）处于这些地方的军阀常陷于一种多边临敌、无法后退的位置。京、津地区是国家的政治核心地区，政治价值最为重要。控制京津地区就意味着控制了中央政权，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各大派系无不以占领京津为矢志。北洋军阀内部的三次大规模战争都发生在这一地区，每次战争的结果总是胜利者控制中央政权，一旦某一派系占据了京津地区，立刻就成为众矢之的。占据京津地区的派系，战争频率最高，常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经济核心区。控制该地区就意味着掌握了经济资源，就可以蓄养更多的军队，为争夺这一区域又爆发了三次局部战争，处于该区域的军阀常面临严重的战争形势，遭受多方军事压力。川、湘位处南北军阀势力之间，形势最为复杂，战略价值较高。（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28页。）北洋军阀各派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用兵西南，川、湘首当其中。西南军阀割据自保，川、湘门户势在必争。这一地区的军阀常周旋于多强之间，势力难以发展。直、皖两系不但处于当时的政治漩涡中心，而且始终处于南北夹击、多边临敌的不利位置。他们没有巩固的后方，缺乏战略纵深，败无退路，不像边缘区的军阀，如滇、桂、奉等系，可以据守一隅，“发奋图强”，有利则攻，无利则守，进退有据。由于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他们也就无法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巩固工作，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体系。如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系军费筹措困难，武器装备差，兵多枪少，实力远不如奉系。频繁的战争消耗了他们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无法承受长期战争的煎熬，加之各种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其灭亡便成了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