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难看出，由周初的变革所促进的“国家体制的发展、民族格局的形成、文化精神的确立”这三个方面中，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最关键、最具重要意义的变化，是国家体制的发展。正是由于周初的变革促使周人在国家体制上完成了从早期的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族邦国家向成熟的地缘国家的过渡，“华夏居中，四夷在外”的多民族统一体格局才得以随着诸夏的强大而逐渐形成，“群体本位”文化才得以超越族邦文明的狭小范畴而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传统亦因此而具有了得以绵延不断地生存发展的基础，从亘古走到今天。从这一意义上说，西周初期的政治改革，其历史影响至深至远，功绩至巨至伟。
    周初的改革，使中国历史从此走上了一条迥异于其前的族邦结构社会的崭新发展道路。它使生活于广大地域的人们开始突破狭小的血缘组织的桎梏，而形成了一种以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强固紧密的精神凝聚力量，从而具有了不断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的现实基础。
    族邦结构社会是一个涵括广泛的概念。不但前国家形态社会组织的部落和部落联合体属于族邦结构社会，包括早期国家初始形态和典型形态的夏、商乃至西周时代，都属于族邦结构社会。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族邦结构社会是一种具有极强稳定性的社会。南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众多民族正是由于始终未能挣脱族邦结构社会的桎梏，所以一直停留在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
    关于族邦社会具有顽强的相对稳定性的原因，不少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在研究酋邦的时候已经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诸如指出其在政治技术上对于复杂的社会因素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控制能力和适应能力，等等。并且说明：酋邦虽然具有向国家形态的过渡性特征，但它本身却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酋邦与国家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向国家转化，二是可能不向国家转化”（注：参看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四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活动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地球上有人类活动的六大洲中，除了欧亚两洲，其他四大洲中，南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大部分的人类社会，从亘古直至近代，始终都未能走出族邦社会。而在过去，由于我们深受进化论和发展史观的影响（注：从我们今天来看，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观在其形成时期，显然深受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进步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我们总是倾向于从“人类社会必然要不断地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角度去认识每一个具体地域的人类社会。已往那种认为“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美洲社会的原有历史进程”的观点，就是这种认识的典型体现。但在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往往未必如此。历史已经证明：并不是每一个地域的人类社会都一定会必然要不断地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正像人类学的研究所告诉我们的：很多族邦社会直到被近代的观察者发现之前，已经以其自身固有的形态存在了成千上万年；倘若没有外部世界的介入，我们大概无法预测它们还能延续多久。
    南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许多人类社会之所以始终停留在族邦阶段，至少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显然并不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因为上述大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并不恶劣。所以，倘若单纯应用汤因比的“挑战与回应”的理论，恐怕便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这或许启示我们：要解释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域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仅仅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够的，同时还应从人类社会内部去寻找原因。
    而若由此去进行分析，则不难发现：族邦结构的社会之所以具有一种顽强的相对稳定性，除了上述文化人类学者所分析的诸种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原因，即：由于在族邦社会中每一族邦内部的血缘纽带都极其紧密而难于突破，而对于外部的排斥却十分强烈；同时格局又相对狭小，而族邦间的冲突和争斗却十分频繁；这种族邦结构社会的人口增殖既缓慢，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也很艰难，大量的人口、财富和科技文化积累都在狭小的族内空间和频繁的族际斗争中淹没和消耗了。所以，族邦结构的社会对于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传承具有巨大的阻碍和桎梏作用。它使得在广泛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的交流和联系无法充分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相对割据和封闭的状态。在族邦社会中，其生产经验、科技发明，特别是文化艺术的创造和政治制度革新，乃至信仰礼仪、风俗习惯，都基本属于本族邦所独有，而很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总结和提高。不同的族邦之间当然会存在经济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但是敌对排斥和封闭垄断的状态显然成为发展进步的巨大障碍。因此，直到近代乃至现代，即使是生活在极其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的族邦社会，其变化也是极其缓慢的，大多表现为一种长期停滞的状态。
    美洲的玛雅文化，在古典时期已有200多个城邦， 每个城邦都有数万人口，已经发明文字和金属制品，有气势雄伟的辉煌建筑，相当发达的天文历法。但是，当近代的欧洲殖民者登上这块陌生的大陆的时候，遇到的只是一些大都仍然处于母系氏族阶段的原始部落，昔日的盛景久已荡然无存。虽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中断了在这片自然条件优越的生存环境中的前进步伐，并向后倒退；但不管怎样，有一点认识应当是确切无误的，即：即使是在玛雅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它也显然没有突破族邦结构的局限。因为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已经打破狭隘的血缘纽带桎梏而进化到文化民族阶段，在广泛的地域内具有了共同的经济形态、语言文字、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心理认同的人类社会，无论遇到怎样巨大的灾难和挫折，其已经积累的基本文化与科技成果都不可能完全消失，更不可能重新倒退回诸如母系氏族社会这样原始的发展阶段。
    以汉民族为例，其历史发展曾经历过反复大起大落、兴衰交替的过程。由于天灾人祸的摧残，多次出现过在广阔的地域内“十室九空，赤地千里”的惨状。例如在西汉王朝的兴盛时期，人口已达5 000多万； 但是到了三国时代，经过长期的战乱消耗，人口竟然降至700余万， 重新回复到商代晚期的人口数目（注：根据学者研究，商代晚期的人口已达到780万左右。详见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已经明显低于古典时期的玛雅人口。 但就是在这样极其衰微的时期，汉民族也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固的文化认同与心理凝聚力的整体，她作为一个在广大地域生存发展的复合的“文化民族”，其共有的经济形态、语言文字、政治制度、文化精神乃至风俗习惯的纽带依然强劲。所以，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时间不算短暂的割据状态，还多次出现过北方的戎狄纷纷“入主中原”的局面，但生活于广大地域内的汉族人民在文化传统与心理归属上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执着认同却从未动摇，这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决不可能倒退回夏商时期“万邦林立”的状态去。
    而玛雅文明则不然。玛雅文明的文化与科技成果显然未能超越族邦的范畴，而成为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财富。所以，随着玛雅文明的衰落，玛雅的文字、科技与文化全都消亡了。当今天的人们面对着玛雅神庙中遗留下来的长达2 500字却无法完全解读的铭文的时候， 既惊叹当年玛雅人文明发展的高度，又充满着无可奈何的遗憾。
    这说明，族邦结构的确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制约和局限作用的社会形态。
    族邦结构社会的局限在于：它虽然也可以得到规模相当惊人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始终被局限在族邦自身的格局之内。同一种族的不同族邦间虽然存在着由共同的血缘和文化渊源结成的联系纽带，但各具特性的族邦间差异与隔阂却使这种联系纽带缺乏更为深固和广泛的同一性基础。至于在不同种族的族邦之间，其差异与隔阂就更加明显了。而且，就任何一个族邦而言，其自身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延续都是以它所具有的武力作为生存支柱的。而族邦的武力不管多么强大，总有衰落之时。一旦武力衰落，或者碰到了一个更加强大难以抗衡的对手，这个族邦的文化也就随之衰落甚至湮灭了。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不妨再让我们看一看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的、与玛雅文化类似的事例。现代考古的成果告诉我们：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文化及相临的古代巴蜀文化代表着一个久已失落的古代文明，这个古代文明曾经有过相当辉煌且极具鲜明个性和特色的过去。作为区别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界限的主要标志--城市、金属器物和礼仪性建筑，这个古代文明都已具备。但我们今天对它的确切历史却一无所知，既不知道它怎样产生和发展，也不知道它因何而灭亡。只能通过对出土的大量造型极为奇特的青铜器、有别于中原文字的古巴蜀文字（注：根据学者对“蜀族铭文戈”和“巴族铭文戈”的考证，不但古巴蜀文字与中原文字不同，古蜀族文字和古巴族文字也是两种风格迥异、判然有别的不同文字。这更说明了族邦文明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详见《三星堆文化》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规模宏大的古城墙和祭祀中心的残迹的考证，大略知道这是一个三四千年前的古代文明。“当着它正处于隆盛状态时，却于商末周初戛然而止，给人们留下一连串扑朔迷离的难解之迷，凸显出一大片需要填补的巴蜀古史研究的空白。”（注：见前引《三星堆文化》序言。）这表明：即使是充分发展的族邦文明，其抵御外力的能力也是相对脆弱的。这与华夏民族形成以后的历史恰成鲜明对照。
    中外历史上屡屡出现过的、曾经发展到相当高度而又重新归于湮灭的众多族邦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由早期国家发展到成熟国家，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一定会完成的历史过程。已往，当我们由于深受进化论和发展史观的影响，因而把研究的目光主要投注于那些已经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和展现出充分发展的结果的民族和国家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自然而然地忽视了对于那些已经消失和夭折了的古老文明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又理所当然地把人类社会必然要不断地向更高级阶段发展视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规律。然而，一旦我们脱出这种思维定式的局限便不难发现：这种过于乐观的、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会不断发展的观念其实是颇为片面和盲目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许多比较简单的文化因素（如陶器）在许多地区都有重复的发明。而越是高级的文化因素，重复发明的可能性和概率就越小。国家政治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文化因素，历史证明，它在世界各地区的重复发明是非常少的。大量的早期国家都是某个地区内国家政治文化传播的结果。”（注：见前引《中国早期国家》，第64页。）个人感觉：这一判断不但适用于由前国家形态到早期国家的发展，也同样适用于从早期国家到成熟国家的发展。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我们生活的地球只有北美洲这惟一的一块大陆，那么人类今天的状况将会怎样？尽管那里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尽管那里曾经出现过十分辉煌的古代文明，但它的今天显然只能是仍然处于氏族社会阶段，而且我们无法断言它必定会向更高形态发展--除非我们完全无视它虽然经过了成千上万年的漫长岁月却直至近代依旧处于极其原始状态的客观事实。
    美洲和其他一些地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优越的自然环境，相当高度的科技与文明积累，都并不能导致人类社会一定要向更高阶段不断发展的必然结论。生活于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类社会，倘若不能突破族邦结构的局限和桎梏，那么即使已经具有了相当发达的文明成果，其前途依然是吉凶未卜：它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也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急剧倒退，甚至使原有的所有成就荡然无存。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商代的经济、科技、文化和人口较之夏代有了极大的进步，便因而断言它一定会继续向前发展；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古典时期的玛雅文明较之其前时期远为进步，便断言它必定会继续向前发展一样。特别是，如果说古埃及文明和古两河流域文明的衰落是由于波斯帝国的兴起的话，那么导致玛雅文明衰落的原因则是相当神秘的：至少，我们今天尚不能确定它的衰落是由于另一更加强大的新兴文明的介入，而很可能恰恰是由于其内部自身的原因。倘若真是如此，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更加耐人寻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