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结果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深入思考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导致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等历史学的重大问题。
    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了上百万年，而其取得巨大进步和发展变化的时期则是在最近的这一万年（亦即地质学所谓的全新世）。倘若将这最近的一万年视作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便很容易发现：如果说在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候地球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大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在其行将结束的时候，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已经天差地别、判若云泥了：有的已在考虑“后工业社会”的问题，有的则仍然处于“前国家阶段”--至少在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作为极其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而长期延续的前国家形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差异？
    我们都知道，社会的进步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进步，而生产力的进步依赖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一般来讲，知识积累越丰厚、科技越进步的人类社会，其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和可能便越大。那么，何以在美洲和大洋洲这些自然条件并不恶劣的地方，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艰难？何以一些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古代文明未能获得充分发展便迅速衰亡？例如，埃及和巴比仑都是知识积累与科技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仅以数学为例，在大约相当于我国夏商之交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古埃及人对于圆周率的计算已经精确到3.16；几乎与此同时，古巴比仑人对于圆周率的计算已经精确到3. 125 。 而直到距其1500年之后，在我国的第一部数学书《九章算术》（约为汉代）之中，圆周率仍然是极为粗略的3。既然文明发展得如此之早又如此之高， 何以那里的社会的演进并没有呈现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序列过程？
    从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来看，历史上既有一些循序渐进地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的人类社会，也有很多长期停滞在某种状态而几乎没有变化的人类社会，还有不少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又走向衰落乃至灭亡的人类社会。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多样化的发展状况？--这些问题都期待着历史学做出实事求是的、具有真实说服力的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求史学工作者具备积极进取、勇于突破固有思维定式束缚的开放心态。
    应当承认，我们以往是过多地关注了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性、规律性，而忽视了其多样性--将“五种社会形态”当做“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多地强调了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向更高形态发展的必然性，而忽视了其停滞乃至倒退的可能性。事实已经证明：就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类社会而言，它都存在着发展、停滞、倒退等多种可能，而并不存在一定会发展的必然性--这种认识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新颖的和难于接受的，但历史的实际的确是如此。从世界范围看，人类社会既有持续发展的，也有长期停滞乃至倒退的，还有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又走向衰亡的。我们以往对于这类历史现象基本是不予注意的，虽然并非全无考虑和解释，但显然解释得非常简单粗陋。
    中国史学发展的困境就在于：它始终摆脱不了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干扰。相对于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史学研究受到的“左”倾影响似乎尤为严重。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史学观念的保守和滞后，所以，历史学非但不能摆脱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干扰，而且对于现实的政治需求反而起着一种事实上的阻碍作用。例如，在当代中国，出于现实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利益的需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提倡“多样化的世界”，已成为我国人所共知的政治理念和国家利益诉求。而史学却仍在固守着传统理论，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强调“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性和普遍适用性，从而使自己陷入十分尴尬和可笑的境地。因为，既然今天存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过去就不能存在“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道路”？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多样化的现实，那么何以不能同样有过多样化的历史？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但今天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文明形态和文化精神是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古代的人类社会也同样应当是如此。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同一的、依次演进而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是由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的；正如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不同国家各自遵循符合其国情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世界一样，古代的世界也是一个多样化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各自依据其不同具体条件而表现出不同发展特色和发展途径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