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讯方面，过去多为寄信，急事则用电报。1949年全国有邮电局所2.36万处，年发电报1129万份，长途电话902万张，市内电话21.77万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现在电话大量使用，成为通讯的主要手段。1999年全国有邮电局所6.66万处，城市电话7462.8万户，其中住宅电话5883.6万户；乡村电话3417.9万户，其中住宅电话2994.9万户。公用电话3009万户（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到2000年，全国电话普及率达每百人20.1部，城市为每百人39部，互连网用户达900万户（不含科技和教育网）（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01-03-01（6）。）。
    在视听方面，过去人们只能听有线广播，后来是收音机，1952年全国销售收音机2万部。现在，收录机、电视机、录放机等已进入寻常百姓家。1999年，城镇每百户拥有彩电111.5台，录放像机21.73台，组合音响19.66台，影碟机24.71台。农村每百户拥有电视100.6台，其中彩电38.24台，收录机31.99台（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在出行方面，过去农村的人们多步行，后来自行车逐步取代了步行，城市人们则以骑自行车和乘公共汽车者居多。1952年全国销售自行车33.5万辆。现在公共汽车成了城市交通、城乡交通的主要工具，自行车已经普及，摩托车也越来越多，1999年，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36.85辆、摩托车16.49台。城市的出租车越来越多，工薪阶层有事乘出租车者越来越普遍，私人汽车亦越来越多。
    在居住方面，过去农村由于收入少，加之观念落后，几代同堂者有之。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日趋变小，住房面积越来越大，并且是分户而居，几乎是一户一房。在房屋结构上，由原来的草房逐步过渡到砖瓦房，在许多地区，楼房越来越普遍。在城市，过去仅仅依靠政府分房，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福利分房逐步向货币购房转变，个人买房者越来越多，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在衣着方面，在建国初期，过去流行过的西服等服饰逐渐衰微，由于学习苏联，干部服、布拉吉等流行起来。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政治运动的开展，衣着的色彩和样式越来越单调。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服饰呈现出休闲和多样化的趋势，西服、领带、皮鞋、裙子、旗袍、牛仔服等等，不仅在城市，就是在农村也普及了。
    （六）阶级阶层的变迁。建国初期，中国社会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的大部分也加入了集体经营者的行列。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干部阶层等。虽然由于政治上的“左”倾，我们人为地把一部分人打成地、富、反、坏、右，建国前后划分的家庭成分也被延续下来，但这并没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依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从业意识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阶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基特点是阶层明显增多，原来的阶层也有分化。现在我国社会阶层主要有：工人、知识分子、官员、退休职工、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乡村干部、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军人、大学生、企业家，等等。有些阶层还可以再分出子阶层，如工人可以分为白领工人、蓝领工人，还出现了下岗阶层，农业劳动者中还出现了进城“打工”族。
    （七）社会心理的变迁。其一，政治上的个人崇拜转向理性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有的民间信仰如对神佛的崇拜等，由于政治的引导和社会运动而逐渐衰微，但这并不是说崇拜意识和崇拜心理不存在了。这种意识和心理很快转向了对领袖的崇拜。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功绩，由于一些人的推波助澜，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产生了崇拜的心理。这种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经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更强调理性，强调实践标准。从“毛主席万岁”到“小平您好”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二，均平的心理逐渐被打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我们过分强调平等，以致于认为均平就等于平等，人们在观念上认为均平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出现，人们逐渐抛弃了均平的观念，越来越希望先富起来。
    其三，从重政治向重效益心理的转变。过去人们在判断问题、行为的是非时，往往先从政治上考虑，有一段时期又仅仅把阶级斗争当成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往往先考虑效益，而后再考虑政治。邓小平提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正是重实效的体现。
    其四，择业的单一性向多元性的心理变化。这并不是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人们只选择一种职业，而是说人们把在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当成首要选择。人们首先向往的是当国家干部，次之是在国营企业工作。农民则把转非进城看作莫大的荣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的择业向多元化转变，不再过分挑剔单位的所有制，也不再过分在乎工作种类，只要收入有保障，就乐于从事各种工作。
    以上简略分析了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的情况。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变化不是呈直线上升状态的，而是和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状态大体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