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临世纪交替之际，近期我们看到不少学者在论作中引述王国维先生的名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注：《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第65～69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这篇文章，是王国维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教，暑假应学生会邀请作的讲演，原发表于《清华周刊》上（注：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43～1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他指出，中国“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四项“最大发现”，就是“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这四项发现，后来果然都形成了专门学问，为海内外学术界共同研究，各有其重大影响。无怪乎现在回顾20世纪的学术史，大家都要谈到王国维的远见卓识了。
    王文说到的“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随后又屡有出土，并且在其他地方也有许多简牍以及帛书发现，其性质、内容和年代等方面，范围均比王国维所见扩大了许多。对各种简帛的研究，日臻兴盛，所形成的学问便是简帛学。
    古人说“书于竹帛”（注：《墨子·兼爱下》、《天志中》。），竹木质的简与丝质的帛，是古代中国人书写所用的主要材料，直到六朝时期，才逐渐为纸所代替。因此，“简帛”长期被作为书的同义语，源出自简帛的若干词语，如“编”、“册”、“篇”、“卷”等，甚至沿用至今。可以想像，古代的简帛，数量应该是非常多的，不过其质料容易损毁，埋藏地下更难保存。尽管是这样，简帛仍是出土文物的一大门类。
    迄今已发现的简帛，按照它们的内容性质，主要可以划分为书籍和文书两类。
    书籍，指的是狭义的书，依《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经）、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汉志》未收的，如法律，遵照后来的目录传统，也可以列入。
    文书，包括当时朝廷及地方的文件、簿籍、档案。边远地区所出与屯戍、津关、驿传等关联的材料，尤有特色。一些私家的簿籍，亦得附属于此。
    在这两类以外，还有日常生活使用的书札、历谱，有关丧葬的祭祷记录、遗嘱、遣策等等，虽然零碎，仍各有特殊价值。
    占简帛主要部分的书籍和文书，两者性质不同，研究的方法途径有其明显区别，经过好多学者努力，看来已经各自成为独立的学科分支。本文想专就简帛书籍发现和研究，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
    前面讲到的殷墟甲骨、敦煌卷子，都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首次发现的，简帛书籍的发现则并不自近代始，其历史实际可以上溯到西汉早年。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焚书事件。 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命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所制定的律文，即《挟书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参看李学勤《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三秦出版社，1998年。）。汉因秦律，在一段期间内，《挟书律》仍然施行。看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书籍，范围均限于法令、医药、卜筮之类，可知《挟书律》的威压是相当有效的。
    《挟书律》的解除，是在汉惠帝四年（前191年）， 该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注：《汉书·惠帝纪》。），人们才重新获得收藏阅读书籍的自由。《挟书律》的执行，虽然仅有二十多年，但给学术文化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为了继续和发展先秦已经辉煌繁盛的学术传统，汉人在收集、整理前代遗留的书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简帛书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重见于世，并且得到重视的。
    那时出现的曾遭禁绝的书籍，大都是学者在法令威迫下隐藏起来的。例如《史记·儒林传》载：“伏生（胜）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他所传的是《尚书》。类似的例子如《经典释文·序录》云，《孝经》在秦火时“亦遭焚烬，河间人颜芝为秦禁，藏之。汉氏尊学，芝子贞出之。”
    伏胜的《尚书》，颜芝父子的《孝经》，皆为焚书以前的旧籍，肯定是以六国古文书写的。这些书重新出现之后，当时像伏胜这样辈分的人仍能读六国古文，在其教学之中传抄，便改用秦统一文字后的字体，于是他们的本子被称为今文，原来的古文不再传流于世。
    《左传》的情形有所不同。张苍从荀子处传得《左传》，汉兴，献其书于朝廷，所以《左传》的古文本在中秘保存下来（注：参看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122页，中华书局，1984年。）， 《左传》也就称为古文经了。
    焚书时壁藏的书籍，有的很长时间没有被取出。最著名的事例，是汉景帝末年发现的孔壁中经（注：年代依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第82页，中华书局，1987年。）。据《史记》、《汉书》记载，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孔子后裔孔安国将书上献武帝，适遭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安国，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景帝时，还有河间献王好书，所得都是古文先秦旧书，如《周礼》、《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注：年代依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第70页，中华书局，1987年。）。
    此后，古文书籍有不少零星发现，史不绝书。最重要的，是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 年）发现的汲冢竹书（注：年代依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1960年。）。这是从汲县一座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经束晳、荀勗、傅瓒等整理，有书七十五篇，另“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他们整理的成果，《穆天子传》（包括《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传世至今，《纪年》、《师春》、《琐语》有部分佚文留传。
    从现在我们整理研究先秦简帛书籍的经验感受来看，汉晋学者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孔安国的时代，距秦统一文字已久，六国古文早被罢弃，能直接读古文的人也已没有了。孔安国研究孔壁《尚书》，“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注：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这种按古文形体结构，转写成隶书的方法，后来通称隶定，是每个研究古文字的人必须使用的。荀勗等整理《穆天子传》，先缮写古文，继列释文，缺字用方框（□）表示，也为古文字研究者共同遵循。
    古文书籍的发现，为当时学术界带来新的风气。孔壁中经及河间献王所得《周礼》等，与已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多有不合，酿成今古文之争，结果是古文胜了今文。对古文本身的研究也成为传统，王莽时规定文字有“六书”，第一是“古文”，即“孔子壁中书”；第二是“奇字”，为“古文而异者”。东汉初许慎《说文解字》，也收有“古文”、“奇字”。曹魏正始年间，刻了三体石经《尚书》、《左传》（传文仅刻出一部分），三体为古文和篆、隶。古文书籍影响的巨大，于此可见。
    文字方面的古文之学，一直下传到宋代。北宋初，郭忠恕著《汗简》，系按《说文》部首编的古文字典。他用“汗简”作为标题，正因为古文源于历次发现的先秦简书。不久，夏竦对《汗简》补充扩大，又依韵部编出了《古文四声韵》。这两部书，如今已成为大家研究六国文字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