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国维所说“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的发现，是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新疆塔里木河出土百余支晋代木简开始的（注：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文物》1978年第1期。 ）。在这一类简中，也有少数零星的书籍，但都属于小学字书或者方技小术，学术价值不大，因而没有获得学者们的重视。
    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发现帛书。1944年，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出版后，讯息迅速遍传于学术界。这可以说是近年简帛书籍出土的真正开端。建国以来，随着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简帛书籍的发现越来越多，在内涵与数量上，均足与历史上的孔壁、汲冢相比美。我们不妨按照新发现简帛书籍的时代，将之分为下列四组：
    （一）战国时期的简帛书籍
    已见这一时期的简帛书籍，皆出自楚墓。发现最早的，便是上面说到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出帛书的墓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间。
    子弹库这次发现的帛书，过去多以为只有完整的一件，有900 余字，近来才了解至少还有三四件有残片留存（注：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第10期，又收入《李零自选集》，第227～2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批帛书都是阴阳数术的作品，墓主可能是这方面的学者，年世约略与楚国著名的数术家唐昧相当。
    最早发现的楚国简书，是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1 号墓前室所出的一篇。可惜这批简出土时已残断了，虽经整理缀合，只能读释出若干语句。书的性质，多年来被认为是儒家著作，近期始确定系《墨子》佚篇，记有“周公”（西周君）和申徒狄的对话（注：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值得注意的是，长台关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早，所以书的著作年代应与墨子相距不远。
    1987年发掘的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墓（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年代与长台关1号墓相近， 所出竹简字体风格也很类似。简数近千支，初步观察约有书五六种，有的很像《吴越春秋》，有的或系兵书。
    更重要的发现，自然是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的约800支竹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晚，不迟于公元前300年。 墓主可能曾任“东宫之师”，即楚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的老师。竹简主要是道家、儒家著作，道家有《老子》（包括《太一生水》）；儒家有八篇，其中《缁衣》、《五行》等可能即《子思子》。此外，还有《语丛》四组，杂抄百家之说（注：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20辑。）。
    上海博物馆四年前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战国竹简，据传也出于荆门一带（注：张立行《1200支竹简回“家”》，《大连日报》1999年7 月19日。）。简的内容有书八十几种，以儒家典籍为主，有些有今传本，如《周易》、《缁衣》、《武王践阼》，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书。另外如耈老与彭祖问答，则是论养生的方技书。
    （二）秦代的简帛书籍
    1975年末，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秦简1000余支，这是人们第一次发现秦简（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其中书籍有《编年记》、《语书》、《吏道》和数术性质的《日书》，而最重要的是秦律、《律说》和《封诊式》，均属法律范畴。由于秦律在传世文献中遗留极罕，这一发现震动了学术界。睡虎地11号墓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或稍晚一些， 在兼并六国之后，但律文可能在统一之前。1989年冬，云梦龙岗6 号墓又出土了一批秦律竹简（注：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从文字词语的特点看，应在统一之后。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 号秦墓也发现有《日书》（注：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甲种简73支，乙种简380支， 内容同睡虎地的两种《日书》相似。
    最近发现的秦简，是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墓出土的（注：荆州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这批《易》占性质的残简，经几位学者研究，证明是当时的《归藏》（注：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
    （三）西汉早期的简帛书籍
    西汉早期的简帛书籍，发现较早的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 号墓出土的大量竹简，墓的年代为汉武帝初年（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吴九龙《银雀山汉墓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简多残碎，统计有7500余号。经整理，知其内容包含《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晏子》、《六韬》等等，以兵书居大多数。墓主姓司马，或许同齐地兵家传统有关。
    紧接着，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3 号墓出土了大批帛书与竹木简（注：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年。）。此墓有明确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帛书计28件，主要为《周易》、 《春秋事语》、《战国策》、《老子》、《黄帝书》、《式法》、《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竹木简则系房中书。总的说来，以道家及数术、方技占其多数，也应反映墓主的思想倾向。
    与马王堆3号墓年代接近的，是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墓主第二代汝阴侯，卒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 墓中所出竹简（注：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最重要的是《诗经》和《仓颉篇》（注：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第2期。）。
    1983年末，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竹简1000 多支（注：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包括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墓的年代在吕后时期，所以所见汉律多沿秦律之旧。1988年，同地336号墓也出有汉律简，一部分内容与247号墓的相同，墓的时代则是文帝初年（注：李学勤《论张家山247号墓汉律竹简》， 《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年。）。这座墓还出有《庄子》的《盗跖篇》。
    （四）西汉中晚期至东汉简帛书籍
    这段时期的书籍，较早发现的有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 号墓的东汉竹木简490支，以《仪礼》九篇为主， 余为《日书》之类数术书（注：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3年。）。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木质简牍，内容是医方（注：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1973年，发掘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晚期中山怀王墓，获得大批炭化竹简（注：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有《论语》（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家语》、《文子》、《太公》等书籍，兼有儒道两家的内涵。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马良墓1978年所出木简（注：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 陈公柔等《青海大通马良墓出土汉简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5 集。），亦为西汉晚期，性质系兵书。
    最近的发现，是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6 号墓出土的竹简木牍（注：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其中属于书籍的，有竹简《神乌赋》及《博局占》等。
    以上所述，概括了近年出现的简帛书籍的主要内容。有关论著，可参看曹延尊、徐元邦《简牍资料论著目录》（注：见《考古学集刊》第2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简牍论著目录》（注：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日本门田明《中国简牍研究文献目录》（注：见大庭脩编《汉简的基础的研究》，思文阁，1999年。），在此不能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