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9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进入90年代，呈现出与80年代不同的形态：那种沸扬与激情冷静下来，那种气魄与声势得以缓和。换言之，对历史的剖析转而为对现实的关注，表面的热情变为内在的深思。可以说，9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走上了一条丰收、深化和成熟的道路。
    第一，对当代政治制度的关注与探讨。90年代前，研究者较少关注现实政治制度，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在古代和近代政治制度的探讨上。建国后，尤其是80年代，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但个别的专著，学术性受到限制。而90年代则明显不同，研究者主要从学术的角度关注当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性质。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整体研究，出版了约五部中国当代政治制度史著作。它们是：浦兴祖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谢庆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罗成徽主编的《中国当代政治制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明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倪家泰等的《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著作系统探讨了我国当代的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国家元首制度、国家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民族区域制度、人民直接参与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
    二是对当代中国具体政治制度进行探讨。如王干国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蔡定剑的《中国人大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课题组的《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法律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徐勇的《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仲田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
    第二，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和具体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突破与深化。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开拓期，那么，90年代则是深化期。这在通史和具体制度史的写作中表现最为突出。不论是观念、思想，还是结构、体例等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就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来说，90年代出现几部重要著作，如陈高华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黄山书社1991年版）、曾小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论简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最值重视的是由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套政治制度通史内容包括了上自先秦下至清代灭亡前后几千年的政治制度。第一卷总论，采取纵的（竖切）论述方法，简要阐述各项政治制度的来龙去脉，力图反映各项政治制度演化的系统性，属于“贯通体”。其余九卷，以断代分卷，详细论述各断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及特点，属于“断代体”。当然，这套通史的不足是只写到清代灭亡，对近、现代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没有涉及，使读者无从窥见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全貌。
    就中国专题制度史研究来说，其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1， 在法制史研究上主要包括通史和专门史两个方面。法制通史著作比较突出。如张晋藩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从夏商周一直写到新民主主义政权，这是关于中国法制通史最完备的一部著作。该书的另一特长是将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相结合，避免了以往就制度论制度的缺憾。当然，部门法史在此时期也受到重视，如蒲坚的《中国古代行政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晋藩和李铁的《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叶孝信的《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绍侯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2，皇帝制度史研究成绩很大。在90 年代前，中国皇帝往往是作为历史人物而不是作为与皇帝制度相关的内容被探讨，在有限的中国皇帝制度论文中，研究者也多是做微观探讨。而90年代则不同，中国皇帝制度研究成绩显著，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突破以往格局。如白钢的《中国皇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徐邦达和朱子彦的《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朱诚如主编的《中国皇帝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这些著作摆脱了以往为皇帝这一历史人物作传的模式，而是将皇帝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一种政治制度来考察探讨。3， 宦官制度和后宫制度也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宦官制度的评价比较公允。如作者认为：“评价整个宦官制度与评价具体宦官人物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贬斥；评价宦官的政治危害作用与评价宦官在其它领域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抹煞；对于上层权阉与下层宦官的评价，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而论。”4， 乡里制度也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90年代关于中国乡里制度的研究出现不少成果，比较突出的有：王昊的《明代乡里组织初探》（《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战继发的《明代里甲制浅论》、孙海泉的《清代保甲组织结构分析》（《河北学刊》1992年第1期）、 白钢的《历代乡政具体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与农民阶级的对立》（见《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仝晰纲的《元代的村社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等。除此之外，90年代对文官制度、宰相制度、监察制度等的研究都取得不少成绩。
    第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个人化。学者在坚持传统方法论的同时，积极吸收西方新方法，如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注意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及其性格内涵。韦庆远在坚持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近年来开始将心理学引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之中。比如在《论隆庆》（《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 《张居正大传》（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韦庆远着重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隆庆等人的复杂心态、性情和行为方式，以及对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
    之所以我们将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分为八九十年代两个时期，主要考虑此二时期确实有很大分野与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还表现在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然而，港台地区在八九十年代就没有多大的区别，基本处于一种延续和平稳的发展之中。所以，在此，我们对我国港台地区近20年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作为一个阶段考察。
    中国港台地区近20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相对说来，以断代和专题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较大。如沈任远的《隋唐政治制度》（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傅崇懋的《清制论文集》（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杨树藩的《辽金中央政治制度》、《元代中央政治制度》、《明代中央政治制度》、《清代中央政治制度》（以上均见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1978年版）、杨树藩的《中国文官制度》（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姜文奎的《中国人事制度史》（中国台北惊声文物供应公司1976年版）、孙国栋的《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中国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版）、商文立的《中国历代地方政治制度》（中国台北中正书局1980年版）等。应该说，与以往相比，八九十年代港台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没有多大的变化，或者说没有本质的变化。比较明显的倾向是，此时期比较重视再版以往的研究论著，如钱穆、曾繁康等人的前期著作在此时期都得以再版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