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继之而起的汉朝，通过进一步开疆拓土，疆域更加辽阔。表面而言，“天下一家”、“天下为一”的格局在秦汉时代由经传理想变成了社会现实，其实质却不然。不仅整个“天下”尚被沿边塞徼明确分隔为塞内、塞外两部，就连塞徼之内的各政区之间亦是差异显著。于此，一些学者如卢云、①刘瑞、②李大龙、③黎小龙、徐难于、④于逢春、⑤雷虹霁、⑥尹建东⑦等都已做过相关探讨，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以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方法继续对秦汉时期的天下格局展开研究，并将深入阐析这一格局对当时社会人群划分与认同建构的实质影响。
    一、由两起争论说开去
    武帝元鼎(前116-前111)中，博士徐偃在出巡关东期间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为御史大夫张汤奏劾，其罪当死。徐偃引《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为自己辩护，张汤词竭，未能予以反驳。武帝下诏让谒者给事中终军与徐偃辩难。终军以为：“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⑧因终军之诘难，徐偃“矫制颛行”之罪在《春秋》经义层面上亦得成立，其最终只得服罪受诛。从徐、终二人的言论可看出，他们立论的依据并不一样。徐说仍然停留在先秦诸侯林立、各国分疆异俗的思维定式上，由此出京师便意味着“出疆”。而终军则认为时天下为一，当践行《春秋》“王者无外”的思想，凡封域之内皆应视为天子疆土，帝国官吏外出京师不得称为“出疆”。
    《论衡》中记载了另一场有关政区差异的争论：“宣帝时，凤皇下彭城，彭城以闻。宣帝诏侍中宋翁一。翁一曰：‘凤皇当下京师，集于天子之郊，乃远下彭城，不可收，与无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为一家，下彭城与京师等耳，何令可与无下等乎？’令左右通经者论难翁一，翁一穷，免冠叩头谢。”⑨在宋翁一看来，凤凰现于京师与现于彭城其意义相差悬殊，不可同日而语。他遵循的显然是“《春秋》内京师而外诸夏”⑩这一反映治国次序的经义准则。于是，体现天子政治清明、德业昭彰的祥瑞只有出现在京师地区，其才符合《春秋》“自近者始也”的治国之道。而宣帝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在天下一家的现实下，京师与彭城同为帝国之域，无论祥瑞出现在哪里，其性质并无二致，都是对天子仁德的褒颂。宣帝此论又被王充用来解释“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宁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之事件，他指出：“彭城、零陵，远近同也。帝宅长远，四表为界，零陵在内，犹为近矣。”(11)反过来，王充该说也可视作是对宣帝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在同为天子辖域的意义上，四表之内，远近同一，并无“此疆尔界”之分。
    上述第一例中，因张汤疏于经学，无法辩驳徐偃所引《春秋》之义。武帝就以曾为博士弟子、能辩善文的终军来诘难徐偃；第二例中，宣帝虽对宋翁一之言有所驳斥，但仍要使周遭通经者与翁一进行论辩。这一方面固然说明经学在塑造汉代天下观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其作为理论基础来辩论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春秋》包罗颇丰，论辩双方均可择取不同的《春秋》之义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而无论《春秋》“为汉制法”说是否确实可信，作为蕴涵丰富的文化元典，是书在汉代政治体制确立、政治思想生成上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天下观方面，《春秋》虽奉行京师、诸夏、夷狄由内到外、由亲到疏，彼此分隔独立之准则，但亦有主张三者可随时代发展而融为一体。或可言之，在《春秋》的世界里，“华夷之辨”为阶段性追求，“华夷一家”则是终极目标。这一点在东汉公羊大师何休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述，其“三世说”历史地厘清了京师、诸夏、夷狄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过“所传闻世”(据乱世)、“所闻世”(升平世)、“所见世”(太平世)，京师等地域及其所居人群终能进至统一，形成所谓“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局面。(12)
    那么，促成“天下若一”的“所见世”究竟何时到来？董仲舒、何休等汉代公羊学家以鲁国昭、定、哀三公时期对应《春秋》世界的“所见世”，此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这一阶段书法的不同(“异辞”)。其于太平之世，仅是一种虚托，并非真正的“大一统”在此时实现。因为，至该阶段《春秋》终了、“西狩获麟”，(13)现实中就连“诸夏”也尚未“定于一”。到秦始皇兼并六国，又经汉武帝南征北战，沿边塞徼一再西迁南扩，秦汉帝国达到空前一统。在此塞徼环绕的疆域内，东周时期的诸夏与夷狄之地被尽置为郡县。在政治归属上，这样的“天下”之内，各地无论距离京师之远近，其地位毫无差别，均直属帝国版图。“天下为一”、“天下一家”在此层意义上显然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如此，公羊学派所主张与向往的真正的大一统盛世并未伴随秦王朝的统一而到来。依何休之意，在“天下若一”的时代，再无“京师”、“诸夏”、“夷狄”之分。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却是一方面塞徼隔绝着“塞(徼)外蛮夷”与“中国”，(14)另一方面塞徼之内也依然存在有关“华夏”与“蛮夷”的争论与区分。这些都不免使得天下大平的治世理想在秦汉时期被大打折扣。
    雷戈先生认为传统的天下观在西汉初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天下与中国之间似乎可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比如长城)”。(15)对于时人来说，长城绝不只是一种地域界限，它还是政治力量的分水岭。(16)而非但北边如此，在帝国的其他边疆也都曾有类似的界限存在，如西汉初年，汉与南越隔以南越边关、与西南夷界以巴蜀故徼等。这些塞徼边关限定着某一时期帝国统治力量所能直接到达的地域。汉武以降，汉朝国土虽在东、南方向均抵大海，但塞徼在西边(包括西南)、北边却从未消失过。由于这些塞徼的存在，现实社会中，汉人能很清晰地知道哪里为汉疆，哪里是他土。《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有东汉时期的一首歌谣：“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澜津。渡澜沧，为他人。”(17)意谓纵使汉朝德行远播、疆土外拓，然在其新扩边徼之外，“他人”仍然存在着。正因开拓疆土受制于北方勇猛强悍的游牧民族及西方从未消失的“塞外”与“他者”，使得秦汉时期由皇帝所直接统治的区域(中国)一直未能与时人视野所及之“天下”完全重合。
    秦汉之世，皇帝自称“天子”。然据《礼记·曲礼下》所言“君天下曰天子”(18)及《盐铁论·备胡》中所载桑弘羊之语“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19)可知，在某些秦汉人的观念中，天子应统领包括“中国”及塞外蛮夷居地在内的整个“天下”之域。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匈奴连年犯塞、边境狼烟不绝。这导致秦汉社会的天下观出现一些变通，使得天子所能实施直接统治的区域亦得统称为“天下”。
    这样，秦汉之“天下”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含义及范围。与之相对应，也出现了两种相异的天下观：“只能说在以华夏为中心的前提之下，是将周边的蛮夷戎狄都统摄于理想化的‘天下’，从而‘德化被于四海’，还是以现实统治为‘天下’空间范围，在华夷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的问题”。(20)秦汉时期，这两种天下观及其所界定的“天下”范围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场合或政治动机下总会被有意地取舍。如上述《盐铁论》中桑弘羊提及之“天下”便涵盖了塞外蛮夷之地，其以此主张汉廷应该对匈奴用兵；而前举二例终军等人争论之“天下”则明显只等同于塞内“中国”。
    与此同时，秦朝虽一统诸夏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各种同一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然而，帝国边地旧有的“蛮夷”族群(如秦闽中、南海、桂林等郡的越人)却并未因此而立刻同化于“华夏”。继秦而立的汉朝更是在许多全新的“蛮夷”之地设置初郡，如河西走廊、西南夷及朝鲜地区等。这些都使得秦汉华夏中国的边缘地带始终充斥着“夷狄”的身影。加上时去东周末远，秦汉士民对于某些地区本为“蛮夷”之地的记忆尚未消除，如“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等，(21)这些也会影响人们对现实中相关地域华夷身份的判别。另外，秦汉王朝幅员广阔，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作用，不同地域在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地位绝难同一。基于以上诸种情况，前述两例中徐偃、宋翁一将京师与其他地域区分开来恐怕不能完全归因于公羊学之影响，其还应有一定的现实背景。显然，在政治地位与政治象征上，其他地区原本是无法与京师并论的。只因上述政区差异之争触及到了天子权力，各政区同归天子管辖的共性便被突出，其他内部差异则被有意识地“遮蔽”了。这从侧面表明汉代社会的“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具有明显的场景性，只有在某些特定政治场合(譬如昭示天子权力、宣示天子德行等)下才会成立。其他时刻，徼内“天下”(中国)之内部则表现出显著的多样性与不平衡性。
    从以上分析初步可知，在秦汉社会存在两种“天下”范围：一种在地域上总括“中国”与塞外蛮夷，另一种则仅包含“中国”之地。在治世理想或某些政治场景下，这两种“天下”都可以是浑然一体、远近无异的。然而，在现实社会或其他情景中却并非如此，非但塞内与塞外具有不同的政治归属与华夷身份，就连塞内各政区在华夷身份、国内地位等方面亦存在诸多差异。简言之，所谓“天下”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层次的；所谓“中国”也非同为一体，其所统辖的各政区之间差别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