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白寿彝先生在六十多年的学术实践中，筚路蓝缕，笔耕不辍，在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等诸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其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白先生对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更具代表性。在二三十年代，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被合在一起，称作“中国回教史”。白先生涉足这一领域始于1935年1 月他在家乡河南开封创办《伊斯兰》月刊，先生时年26岁。民族的情感使他对回回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产生挚爱，是触发他从事这一研究的原始动力。他在《伊斯兰》月刊发刊词《我们的自白》中说：“我们很少数的几个回教青年，平素有一个共同的实感，就是觉得，关于回教或回教人的事，自己知道得太少，我们常怀着热烈的兴趣，来探讨一些大的或小的问题。”从此先生对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遂一发而不止，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和持续至今的学术带头人。
    本文是笔者学习白先生学术著作的一些体会，拟从五个方面阐述先生在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学识有限，学力不济，不当之处，敬请同志们教正。
    一、通史性著作的撰著
    白先生开始涉足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时，学术界相关的研究也正起步。1926年3月， 《史学和地学》杂志发表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一文，1928年1 月《东方杂志》发表根据陈垣先生在北大讲演记录而成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后文被称作“中国人对于中国回教之第一篇有系统的讲述。”（注：白寿彝：《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 ）有限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回教人”了解“回教史”的渴望，“回教人中国千余年，而中国回教史专书之作绝少”，回教群众只能从“荒谬怪诞，出乎常理”的《回回原来》一书中获取历史知识，白先生深刻地感到“追求历史的欲望，跃跃于读者之肺腑，可以穿胸臆而与吾人相见。”（注：白寿彝：《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340页。）1935年，回族学者金吉堂出版了《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一书，在学术界和回族圈内产生了较大影响，次年，白先生为此书撰写了书评--《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指出该书中存在诸多“需要修正补充之点”，显示了先生扎实的学术功底，超乎常人的史识，也隐隐显示出先生撰著“回教史专书”的志向。
    白先生的努力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展开的。三十年代中后期，他在《禹贡》等刊物上发表了《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宋时伊斯兰教徒的香料贸易》、《关于创建清真寺碑》等一系列重要论文，爬梳史料，考订精审。这些文章涉及到唐、宋、元等回族和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时代。
    全面深入地反映历史是进行专题研究的最终目的。抗战爆发后，先生为躲避战乱而迁居云南时，开始了他撰著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通史性著作的尝试。在白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先生撰著或主持编著过5 部带有通史性质的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著作，其中先生所著《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纲》、《回回民族的新生》，以其特殊的学术价值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回教小史》出版于1944年，它和金吉堂所著《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傅统先所著《中国回教史》（1940年）、马以愚所著《中国回教史鉴》（1941年）一起，被学术界视为早期中国穆斯林学者研究“中国回教史”的名著。关于这部书，白先生自己谦虚地说，它是一本小册子，谈不上是什么著述，只是介绍中国回教史的一个粗浅的概念而已。作为一部贯穿古今的学术著作，它部头虽小，仅两万五千余字，但却精雕细镂，融进作者诸多的学术智慧，所以先生自己也说，它提出了“和别人的注意点很不一样的”东西（注：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题记》，载《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相比而言，《中国回教小史》的学术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该书完全以伊斯兰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回回民族在中华大地的形成、活动、繁衍生息为研究对象，对域外伊斯兰教的情况，伊斯兰教的教规教义极少涉及，它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中国回教史”。其次，从内容上讲，它体现了白先生对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整体发展脉络的深思与熟虑，也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优秀成果。最明显的例证是，前几部同类著作中存在的一些缺憾和硬伤，在本书中被避免，史料的发掘与引用上也有较大进展；学术界的一些重要成果，如庞士谦先生《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等被充分吸收到本书中；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一书在论述明清汉译著述活动时，涉及人物众多，眉目不清，而本书相关章节中不仅清晰地勾勒了著译活动的阶段和特点，还着意论述了代表性著作家的学术思想，独具慧眼，颇具匠心。再次，从结构上讲，本书的撰著极具创新，它以历史阶段为序，而每章论述的则是极具时代特征的重大问题。如“礼拜寺和公共墓地的创建”，“回回之始盛”，“歧视与厄害之发生”，“寺院教育的提倡”等等，从而在撰著体例上做到了将历史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完好的结合。
    和“中国回教史研究”中族教一体的著作所不同，1946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一书则是“以说明伊斯兰在中国传布的情形为目的”（注：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362页。），它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著作， 从书名中使用“伊斯兰”而不用“回教”一词便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本书上起唐宋，下到民国初年，贯穿一千多年的历史时空。在本书中，白先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伊斯兰教史分期问题的见解，他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分两个阶段，从唐永徽二年到元至正二十七年，为伊斯兰移植中国的时期，从明洪武元年到清宣统三年则是伊斯兰在中国生长的时期。在具体章节中，他又将唐宋时代称为开始移植时期，把元代称作普遍传布时期，明清则视为伊斯兰融入中国社会的时代，这和今天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分期大体一致。在本书编排体例上，先生做了特殊的安排，每章字数控制在八百到一千字，如果用作回民中小学教材，正好一次课讲一章，一学期讲完全书，因此这本书受到了回族群众的欢迎，在学术著作的普及方面获得了成功。为使读者更好地阅读本书，白先生还编选和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两书相得益彰。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新审视回回民族的历史，1951年由东方书社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是他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回族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本书突出的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作者丰富的回族历史知识的结合，白先生运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论述，分析了回族的族源、民族特征和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区分了回族与伊斯兰教的概念，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剖析了回族社会的结构、门宦制度，研究了历史上回民起义的性质、进步意义和失败原因，对历史上的回汉民族关系也用专章加以探讨。从内容上讲，本书和《中国回教小史》比，差不多是全新的阐释，本书讨论的诸多专题也为旧时代学术界所未涉及，因此，在解放初期的民族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