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刊布
    白先生重视史学研究中资料的收集工作。1935年他在涉足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之初，便在《伊斯兰》月刊第4 期上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一文，明确提出，“吾人今日如为教史澈底打算，则请从辑录中国回教史料始”。他认为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整理回教史料：现有的实物的记录、图片、照片、拓片；各地教民的散布情况、生活状况、风俗礼仪、宗教经典；中国回教人著作的搜集；中外史籍中关于回教记载的辑录；教内外人士关于回教教义、人物、古迹的传说等等。从内容上看，几乎包括了回族、伊斯兰教文献的全部类型。
    从三十年代起，先生便身体力行地从事着这项工作，他足迹所到之处，遍访清真寺，求教乡老耆旧，抄录碑文题铭，搜集家谱，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避居云南期间，他开始专门征集散落于民间的关于清末云南回民起义的资料，或登报发启示公开向社会征集，或通过各地回族社团访求，或通过朋友同志者寻觅。在各方人士的支持下，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从濒临散佚的状态下挖掘、整理和保存下来，有一些甚至是从清真寺的废纸篓中捡拾而来，这一过程被学者们称为“识宝”（注：从《回民起义》所收资料解题来看，《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复杨振鹏书》、《兴师檄文》等文献是由卢振明、周继廉等人在昆明正义路礼拜寺内的破纸篓中捡得交白先生，经白先生整理后刊布的。）。白先生由此汇集成《杜文秀研究资料》一书，后来受到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 改名为《咸同滇变见闻录》， 于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所录的文献其史料价值显而易见，另外，作为我国第一部回族专题史料集，学术界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回族史料学的诞生（注：李松茂：《编写回族史学史的构想》，载《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载《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1952年，先生校编了四卷本的大型资料集--《回民起义》，该书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种，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前两册在原《咸同滇变见闻录》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后两册则辑录了有关西北回民起义的官私著作。该书是学术界对于清代回民起义的资料进行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为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中重要的一环--清代回民起义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白先生还做过回族文献古籍的校点工作，1948年由他点校的回族学术名著《天方典礼择要解》一书由文通书局出版。
    文献整理、刊布的目的在于研究，在这方面白先生做出了榜样。例如，伊斯兰教何时传入广西柳州地区，史书缺载，世人也多莫能详，白先生利用在柳州停留的一月时间，深入各清真寺及回民墓地收集碑刻资料，经过对碑文的逐一考订，认为伊斯兰教传入柳州的时间应在明末，1939年据此写成《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一文。明清时代回族社会，特别是家族内部的情况，文献中虽有所载，但大多简约，相比之下，家谱材料可以提供更多的线索、更生动的例证。1958年白先生和马寿千先生合作完成的《几种回回家谱中所反映的历史问题》，利用当时新发现的福建晋江地区的几种明清时代的回族家谱材料，对回族与汉族间婚姻关系，回族形成中母语的丧失和汉语的使用问题，回族知识分子的儒化现象等回族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两篇文章被学术界认作是利用碑刻、族谱研究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范作。
    先生提倡多种途径挖掘文献史料，但决不迷信它们，而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审慎地加以辨析，不能一概凭信。他举例说，题为唐天宝元年的《创建清真寺碑》是很著名的碑记，但却是后人伪造的东西，尽管它流传很广；云南玉溪县大营马德新的墓碑上刻着马德新几个孙子的名字，但经核实，这些已经有了名字的孙子，并未出世，所以石刻上的记载并非象人们平常所想的那样，它也并不完全可信。家谱虽然有用，其中也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赛典赤的家谱有十二、三种，单单世系一项，就很难说可靠（注：白寿彝：《〈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序》，载《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344～345页。）。
    四、在解决回族史重大问题上的贡献
    回族的族源问题对于学术界来说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族源是一元还是多元，如果是多元，那么哪一种群体在融合过程中占主体。从五十年代起，白先生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白先生的观点包含三个层面：首先，回族的族源是多元的，包括唐宋时代来华定居的穆斯林，蒙元时代被蒙古西征军强征东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诸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也包括在民族发展过程中融进来的汉人、蒙古等其他民族的成份。第二，在多元当中，蒙元时代东来的穆斯林群体是主要来源。根据民族形成的一般性规律，在阶级社会中要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必然是由若干民族的成员融合而成，其中必须有一个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的群体充当凝聚的主体，具体到回回民族的形成，从历史事实看，充当凝聚主体的只能是元代被称作“回回”的那个群体，即大规模东来并遍及各地的穆斯林。第三，回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白先生强调说：“回族虽以外来人为主要的来源，但作为一个民族却完全是在中国地面上土生土长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回族完全是中国土地哺育起来的民族，在中国出现回族以前，这个地球上是从没有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第181页。）这一见解突出了回族与中华民族，回族文化与中华文明间的血肉联系。白先生关于回族族源的论述早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