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白寿彝先生还主持或指导了在回族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回族简史简志合编》两书的编著工作。
    撰著多部回族史著作使白先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避免通行著作体例上的缺憾，更好地记述和展现回族发展历程，编好不同于以往的大型多卷本回族通史成为他八十年代开始思索的问题。1984年4月， 他在为《回族人物志》第一卷所写的题记中最早提出，希望将近年来他对中国通史编撰新体例的设想引入到新型回族史的编撰工作中，即突破过去章节体的限制，而从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方面来重新构建回族史。在同年9月召开的回族史座谈会上，他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设想，指出在第一部分中介绍研究资料情况，总结回族史的研究历程，提出研究前瞻；在第二部分中采用已有的《简史》的写法，探讨回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第三部分中写回族社会的各种制度；在第四部分中写回族历史人物，包括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1990年，先生为《回族人物志》第三卷撰写“题记”，对设想的回族通史第三部分“典志”的内容加以完善，提出这一部分应包含地域考、生计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文考等九项内容，稍后又扩展为12项内容，补入工艺考，天文、历算考，医药、体育考。至此，先生完整地提出了新型回族通史具体的编著体例。这种被学术界称为“新综合体”的学术构想，是白先生对历史编撰学的一大贡献，它糅合了东西方史书体裁之长，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历史、展现历史，将它引入民族史的编著更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举，不仅对回族史，对其他民族史的编著都有重要意义。此议得到回族学术界的认同，目前，由先生主持、按新体例架构的多卷本《回族通史》的编著工作已在进行之中。
    二、历史人物的研究
    白先生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他认为，一个人的活动不能离开社会历史背景，把一些人的事迹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历史运动的脉络和人们身上的历史烙印（注：白寿彝：《回族人物志》第1册，题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他还说， 历史总是人们活动的历史，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但是群众必然有他们的代表人物，必然有他们的领袖，群众的活动往往集中在领袖的活动上，从领袖的活动上来体现群众的要求，因而研究历史人物具有重要意义（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11页。）。 白先生把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视为整个回族史研究中重要的内容，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史学体裁中重视人物传记的优良传统，按新体例构建而成的《回族通史》的第四部分就是由回族人物传记构成。
    和回族史、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一样，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回回民族散居全国各地，回族社会又长期不受历代政府重视，因而保留下来的相关资料不仅相当匮乏，而且极为散乱，资料的收集、发掘难度大。自元明以来，入居中华的穆斯林逐渐改用汉姓，一些历史人物其回族身份的确定常常成为争执的焦点。三十年初，陈垣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曾经用考订的办法发现了一批回族人物，此后对回族历史人物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白先生。自三十年以来，白先生陆续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如《柳州伊斯兰和马雄》、《滇南丛话》（云南回族人物志）、《赛典赤·瞻思丁传》、《明末两回教史家--詹应鹏和张忻》、《王岱舆传略》等，但是对回族人物研究奠定基础的是先生解放前完成的两部书稿《中国伊斯兰经师传》和《回教先正事略》。前者充分发掘史料，特别是散藏于穆斯林手中的文字材料和口碑材料，对中国伊斯兰教史上重要但却不为教外人熟知的宗教人物立传，将其引入学术殿堂，从研究资料到研究对象都是学术界未曾重视的，极具开拓之功。该书稿在解放前未及出版，八十年代后，经牟传珸先生整理，才陆续在《中国穆斯林》杂志刊载，以飨学术界。《回教先正事略》编撰于四十年代前期，是先生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史籍中耙梳而得，全书共60卷，其中回族人物56卷，有传者175人，附传者179人，收录人物上起元代，下迄本世纪三十年代，书稿中有的已完成传文，有的则摘录了相关史料，篇末注明史料出处。全书内容宏大，因战时条件所限，未能最后成书，但是它为日后回族史学界编著《回族人物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白先生对回族历史人物研究的最大成就体现在由他主编的四卷本《回族人物志》当中。进入八十年代后，回族研究面临新的形势，白先生紧紧抓住回族历史人物研究这一重要环节，做为推动新时期回族史学整体发展的重要举措。在白先生的倡导下，学术界组织起以白先生为核心的《回族人物志》的研究组，研究工作以先生《回教先正事略》的框架为基础，参照学术界已有成果，对其中涉及的人物重新加以筛选，补入四十年来新发现的回族人物和新资料。在先生的主持下，经过回、汉多名学者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含元、明、清、近代四册内容的《回族人物志》于1997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齐。白先生亲自撰写了大量传文，而全部书稿都经白先生审阅，集体讨论定稿。该书有正传人物192人， 附传者134人，建筑起回族人物的凌烟阁。该项工程的完成， 为深入研究回族历史奠定了基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通史的内容，同时作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的思路和成功的经验，对其他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同样具有借鉴作用。
    白先生还对如何做好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做过理论探索。在六十年代初先生发表的重要论文《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中，他用了一节的内容从宏观上、理论上论述了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问题。文中先生划分了历史上回族人物的不同类型，指出了史学工作者对他们应采取的态度，他特别提到，反对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简单化、概念化，他说：“历史人物的肯定或否定，对于某些人来说，并不是简单明确的。历史人物评价有其复杂性，对于某些人的评价是需要全面深入研究的。”（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185～186页。）在当时“爱憎分明”的社会背景下，先生的这一提法是颇具胆识的。八十年代初，当“回族人物志”的编写提上日程的时候，仍有不少学者未能冲破左的思想对学术研究的束缚，担心写人物传记会走上英雄史观的路子。针对这种情况，白先生在《回族人物志》第一卷的《题记》中引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历史人物问题的论述，指出，历史上是有过对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的人物，有过可以说是英雄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管你写不写，总是客观存在的。写历史人物传记可以走英雄史观的路子，也可以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子，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子，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传记，而在于怎样写，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看。白先生的论述在当时对于回族史学界起到了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