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生强调从事回族史研究的学者除具备专业的特殊素养外，视野必须宽广开阔，要对中国历史有研究，同时也要熟悉其他民族的历史。对于前者，白先生说，研究回族史的学者“对中国史要有研究，至少对中国史有点必要的了解。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你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孤立地看问题，说搞回族史，不搞别的，什么都可以不搞了，说这够搞的了，搞别的来不及了，这个想法就不对。”（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16页。 ）对于后者，白先生强调说，我们民族史工作者虽然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收入眼下。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至少须要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注：白寿彝：《关于民族史的工作》，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73页。）。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也有利于更深入地挖掘回族史料，除汉文外，“维吾尔的记载里边，藏族的记载里边，西南的傣族、白族，是不是也都记载了与回族有关的东西？还有彝族，是否也记载与回族有关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搞回族史的人应该注意的。”（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15页。）
    白先生主张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办法来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他在1944年的《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说，研究中国回教史的人“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注：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载《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1页。）。白先生自己就是绝好的例证，1937年， 青年白寿彝参加顾颉刚先生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深入西北回族聚居区，写成了《绥宁行纪》、《甘青行纪》等文章，对于西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状况有了深刻地认识；抗战期间，他避居云南，更是广泛深入回族社会，发掘、抢救和整理濒临散佚的珍贵资料。白先生在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走出书斋，深入回族社会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