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差别的“政区”
    在天下型帝国之内，“中国”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而在“中国”之内仍有各种“核心”、“边缘”之分。冀朝鼎先生曾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认为“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40)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主张中国任一区域内部都有“核心区”与“边缘地带”之分，而“区域性核心区”的形成无不与当地经济的发达密切相关。(41)鲁西奇先生指出冀氏模糊了“经济资源”与“统治资源”的差别，认为如果国家不能有效支配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资源”，使之转化为“统治资源”，那么所谓经济发达地区就不会成为国家政权所依赖的基本经济区。他还指出施氏所论核心区首先应是经济核心区，然后才成长为政治核心区的纰误，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核心区并不必然就是经济核心区。在此基础上，其以“核心区”概念来指代那种历代王朝据之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并认为不同层次的政区都拥有各自层级的“核心区”。(42)抛开是否为政权提供统治资源不论，冀氏“基本经济区”所指实际上是全国性的经济核心区，施氏“区域性核心区”则是指区域性的经济核心区。而鲁氏“核心区”因是帝国及其各级政府维系辖域统治之根本，为与其他类型核心区相区别，笔者姑且称之为“统治核心区”。
    具体到秦汉，在全国经济核心区方面，冀朝鼎先生指出：“包括泾水、渭水和汾水流域，以及黄河的河南—河北部分在内的这一整个地区……是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整个两汉时期的主要(漕粮)供应基地”。(43)在全国政治、文化核心区方面，卢云先生认为：“秦与西汉时代政治中心与文化重心分别在渭水流域与齐鲁地区……而东汉时代则各自西迁东移，汇合在全国的心脏地带——洛阳周围地区”。(44)在全国统治核心区方面，鲁西奇先生认为秦、西汉的关中，东汉的洛阳周边地区先后担当过这一角色；在不同层级的统治核心区方面，一般而言，秦汉各级政区治所所在地通常聚集了该区多数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才资源，其当之无愧为所辖地域的统治核心区。当然，受诸多因素影响，亦有例外，如鲁先生就分析指出东汉荆州的统治核心区为南阳郡而非荆州刺史所在之南郡。(45)
    秦汉时期，因距离各类、各级“核心”远近的不同，各政区在全国或各级区域内的相应地位也会有所差异。如前汉时期的三辅、后汉时期的三河均因都城所在，政治地位在他郡之上。两汉时期，其他地方郡守常因功绩卓越擢守三辅或三河，以示褒扬。再如，“(韩)崇迁汝南太守。诏引见，赐车马剑革带。上仍敕崇曰：‘汝南，心腹之地，位次京师。’”(46)汝南“心腹之地”的地位显然是因紧邻京师洛阳而获得的。这种地理关系恰好又与其“位次京师”相一致。此类事例均表明政区距离“核心”越近，其地位也就越高。这应当是秦汉社会的常态。
    从秦到东汉，各类“核心”都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转移。受此影响，各政区的地位也因距离“核心”远近的不同而出现了某些变易。如两汉时期的凉州便是如此。东汉时期，作为西汉重要兵源之地的凉州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大大下降，屡遭放弃之议，境内各郡多次内徙或省废。卢云先生认为这与当地远离政治中心(洛阳)有很大关系。(47)廖伯源先生亦指出：“西汉建都长安，政治中心近西北边塞，故加强防御……光武定都洛阳，政治中心东移……又有弃凉州之议。”(48)西汉定鼎长安，于凉州为近。在与匈奴敌对，战火狼烟甚至直抵甘泉、长安的形势下，能够屏卫关中且为战争提供充足兵源的凉州当然为汉廷所重视。东汉建都洛阳，凉州悬远，朝廷对凉州的重视程度自然不若西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南匈奴、先零羌分别在并、凉二州叛乱，大将军邓骘以军费紧张、无力两方同时作战为由，主张放弃凉州，专事并州。其以补衣相喻：“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49)然依其所言，在遭遇“两无所保”的局面时，被放弃的却是凉州。这显然表明对东汉政权而言，并州要比凉州更为重要。而现实的确如此，因为相比凉州，并州更为靠近政治中心洛阳。
    由上述可知，秦汉“中国”内部有着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核心”与“边缘”。因距离各类“核心”、交通网络之远近及受各种偶然性因素影响，各政区在帝国或各级区域内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地位。这些地位还会随着各类核心的移动而产生变化。这表明无论是在横向空间还是纵向历史上，秦汉各政区在国内的各种地位都会参差不齐。所谓“万里同风”、“远近如一”只能成为一种理想或口号。
    在所有这些差别中，内郡与边郡的差异最为明显且最能引起时人的关注。秦汉时代，内郡往往被视作国之“腹心”，而边郡则经常被斥为“无用之地”。(50)这是因为：第一，在地理位置上，内郡多位于或靠近全国性的各类核心区，而边郡则处于各种边缘地带。第二，在融入帝国进程上，内郡一般是七国旧地，而边郡则多为帝国扩边所新置。内郡是秦汉帝国立国之本，能为帝国统治提供更多的经济、人才资源，自然也更受重视。第三，在族属结构上，内郡是编户齐民最为集中的地域，而边郡则多是内属“蛮夷”。“天下”人群既以编户为核心，其所处地域自然更为重要。此外，就连边郡最为重要的军事职能也是为内郡服务的。
    在影响边郡国内地位的所有因素中，“蛮夷”所居显得尤为特殊。在汉代，“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等思想不仅在处理边疆、民族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社会中相关地域华夷身份的判别。正因此类思想的存在，人们总是刻意提及边郡原为“寇虏之地”(51)或蛮夷旧地的历史，并以此塑造边郡现实与记忆中的“边缘”意象。这样，“蛮夷”所居甚至原为“蛮夷”所居便不自觉地将边郡在国内的地位拉低了下来。
    边郡与内郡地位之差异，可通过汉代诸多“弃边”举措或言论而彰显无遗。两汉时期，每每边疆遭受危机时，“弃边”之议就会随之而起。四百多年中，凉州、朔方、沧海、益州、珠崖、儋耳等地都曾被提上过放弃议程，有的最终付诸实施，如珠崖郡等。而这些被放弃或拟放弃之地无一例外都是边郡(州)，表明边郡在整个塞内“中国”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之内，哪些地方应当固守，哪些地方可被放弃，贾捐之曾有明言。汉元帝初元年间(前48-前44)，因珠崖郡内连年发生叛乱，捐之上奏主张放弃珠崖，其在对策中提到：“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52)此可视作他为全国重要区域划定了一个大概范围。而同时满足“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此三项条件的地域无疑多是汉人聚居、九州之内、春秋旧地的汉朝内郡。
    前有提及，秦汉“天下”以徼内“中国”为核心，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帝国会放弃拓边或舍弃次要地域及人群来保障“中国”的利益。而“弃边”这一发生在“中国”内部的行为显然与其有着相同的意味。只是这时被放弃的是“边郡”，被保障的则是“内郡”的利益。由此，对于秦汉“天下”之构造，可概述为：“天下”以“中国”为核心，“中国”又以“内郡”为核心。
    同样，与“天下”的层次性相似，“政区”的差异性亦能促成族群的构建及认同的变化。各种“核心”与“边缘”的存在及政区间地位的差异容易导致核心区、中心政区人群对边缘地带、次要政区人群的歧视。如将边郡视为“无用之地”而放弃本身便是一种变相的族群歧视。(53)此将引致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边缘人群通过提高所处地域在全国的地位而寻求融入“中心”，如秦汉时期边郡地带的社会精英都曾为促成本土的“华夏化”做出过不懈努力。(54)第二，边缘人群因“中心”的疏远而脱离“中心”，从而建构新的族群，形成新的认同。这在东汉后期西南夷、凉州地区的汉人中表现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