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21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展望
    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跋涉，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即将进入新的世纪。在20世纪末瞻望21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应如何发展呢？
    首先，要站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上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研究。应该说，在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总体格局中，存在着不少矛盾，其中对“中西”文化价值的取舍一直令研究者感到困惑。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探讨，还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视点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考察？因为文化价值以不同的方式干扰着研究者，所以，20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处于左右摇摆、中西无以适从的尴尬境地。这里，既包括政治屈辱、反对霸权主义的民族自尊，也包括对悠久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对自己文化价值取向的坚守，以及文化心理的惯性和定式。其实，文化与政治是属于两个不完全相同的层面，文化是开放的，是世界共享的，它应该从政治纷争之中超越出来，进入一个自由的状态。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这门学问也应该如此。也有食洋不化，对某些西方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下一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要实现真正的超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世界文化共享的背景下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成果，不仅仅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有些西方的观念、思想，我们也可借鉴，为我所用。这就要求对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沟连和取舍。自信、开放、虚心和吸纳应是我们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从此意义上说，21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必须在保持传统文化立足点的基础上，将世界一切进步文化及其学术方法为“我”所用。
    其次，要处理好中国政治制度中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纵观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我们实际走了一条曲折的前进道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付出了代价，非学术化的因素干扰过多。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是不对的，那也是不可想象的，但过于受制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也会妨碍学术的健康发展。我们不要单纯为了一种功利目的去选题、论证、立旨和总结经验教训。否则，就会制约学术生命力的充分发挥。因此，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学者应当确立这样的基本信念和心态：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时，大胆地进行学术研究。
    再次，确立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科的概念范畴、构成要素、学科规范、价值体系和意义参照。应该说，至20世纪末，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基本确立起来，因为它已从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分离出来，并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特点及其规律。但也应该看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还比较晚。并且时至今日，大多数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仍然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非学科内容”和“外部特征”，而对学科的“内部”建设还重视不够。比如，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概念范畴怎样？这个学科应有什么规范？它由哪些因素构成？它的价值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还都是模糊的，甚至缺乏论证。我想，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建设走向进一步发展、丰富和完善的阶段，它将与其他学科如史学、社会学一样发挥自己独特的地位与作用。比如，在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这两个概念有混用的现象，这也反映了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性。其实，这两个概念应该是有区别的。又如，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一门学科还可以再进行细分，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分支学科，即以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写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学”呢？因为我们发现，20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著作多有教材式、表面化和形式化的缺点，“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都显得缺乏创新和个性。怎样能够写出好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它牵扯到“史观”、“史识”和传主的“主体意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