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张学良以为事变会得到多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和响应。然而事变发生后，真正态度比较明朗、支持张学良的，只有广东李济深，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李济深于国民政府明令讨伐的头一天（12月15日）致电国民政府，希望“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不要“豆萁相煎”。（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李宗仁、白崇禧12月16日通电全国，明确提出五点主张：“（一）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全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页。）刘湘在12月19日致张学良转电何应钦、孔祥熙、顾祝同的电文中，肯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有些地方实力派则态度暧昧。尤其令张学良失望的是老谋深算的阎锡山，1936年10月末，张学良、阎锡山同赴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一同建议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却遭蒋痛斥。两人失望之际阎暗示张有机会时再说。事变后，张学良立即致电阎锡山，希望得到阎的支持和同情，并派代表赴太原通报西安情况，不想阎锡山态度十分消极，并复电张学良，连提四项质问：“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并污蔑张、杨义举乃“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注：《国闻周报》第13卷第5期。）
    12月17日，张学良、杨虎城再次致电阎锡山，义正辞严地回答阎的质问：“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决非对人……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第二，增加及减少抗战力量，良等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实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均不能谓之增加。如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实不可以限量……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仅恃徒知服从之军队，决不足以济事也”；“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不惜自造内乱，尚有对外作战之心，表示中央积极出师抗日，则良等谨必立时践言，担负最前线之任务”；“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据良等观察，我国军民觉悟，已达相当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电文最后，张学良、杨虎城再次告诉阎锡山，发动事变实“激于爱国热忱，行动或涉卤莽，然此心无他，可质天日”。（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二
    国际舆论方面，最重要的是苏联的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经寄予较大希望的便是苏联的支持，因为他很清楚，“事变的成功解决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众多地方实力派同情并赞助其主张”。（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20页。）
    然而，张学良并不清楚，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当他准备加入共产党，并建议中共打通国际（苏联）路线，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汇报这些情况时，即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定，共产国际认为：“必须把停止一切内战和建立红军与中国各军队，包括蒋介石的军队在旧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口号，特别强调地提出来”；同时指出：“应设法取得与东北军共同进行抗日的发动，但对张学良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张学良很可能会背叛我们。”（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7月。中心档案，全宗号475，目录号74、卷字号278。转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70页。）8月15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中央继续执行“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强调不能把张学良“看成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应该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张学良的看法并无根据，失之偏颇；而张学良亦没有更多考虑国际形势、特别是苏联与周边国家利害关系所可能采取的政策、态度，一厢情愿地指望苏联的援助，会十分有利于西安事变后的中国局势。而1936年末的苏联，面临德国、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夹击的险恶环境，苏联为集中力量抵御德国的入侵，因此在远东推行联蒋遏日方针，希望借助中国的抗日力量牵制日本侵略。因此苏联全力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并领导中国抗战，反对中国国内的反蒋事件。他们指责1936年6月的两广事件，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们亦不做具体分析，便攻击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军队之叛变”，污蔑张学良“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