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国民党第三十次中政会议决军议，由国民政府下讨伐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讨逆军”先头部队与东北军在华县附近对峙，十余架飞机轰炸了渭南、三原等地，内战危机一触即发。
    何应钦则于12月15日、17日两电张学良，前电还有商量口气，谓：“兄等于救国大计之主张，果有利国家，中央无不采纳，若不释出委座，实难以释群疑，而抑公愤。仍盼即日护送委座南归或于雪轩、铭之、俊笤诸兄即日先请一二人来京，并由兄派一二负责人同来，将兄等真情详告。”（注：杨中州编著：《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后电因政府已开始“讨伐”，电文充满威胁语气，谓：“……委座一日不归，众愤一日不平，其他问题更无商量余地……更有一事愿与兄谈，请速遣送，停止向西安集中，否则集中轰炸实未便制止也。”（注：杨中州编著：《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和何应钦的咄咄逼人，张学良于12月18日复电何应钦：“惟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时期，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电文不长，却有理有据，不卑不亢。
    12月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感谢其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奔走，再一次说明事变“纯为爱国家，爱介公……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警告何应钦等主战派“不顾大局，必欲用武力以对内，须知弟等发动此种惊人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谁造内乱，谁误国家，自有天下后世之公论也”。（注：《张学良致蒋鼎文电》（1936年12月19日），《张学良致孔祥熙电》（1936年12月19日晚），均见《团结报》第1162号，1991年1月。）同日晚张学良又致电孔祥熙，再次强调：“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决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如中央必欲造成内战，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谁负其责，自有公论。”（注：《张学良致蒋鼎文电》（1936年12月19日），《张学良致孔祥熙电》（1936年12月19日晚），均见《团结报》第1162号，1991年1月。）
    随着南京政府主和派代表宋氏兄妹12月22日赴陕，和平的可能性已降临西安。此前，当18日何应钦看到蒋鼎文带回的蒋介石命令停止轰炸三日的亲笔手令后，下令空军暂停轰炸至19日；为配合宋氏兄妹西安之行，何应钦将停止轰炸令再行展延4天，至12月25日止。事实上，从12月18日蒋介石停止轰炸三日的手令开始，主和派后来居上占了上风。
    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向是双方面的。从南京政府宋美龄、宋子文这方面看，他们在事变后，为营救蒋介石，与南京主战派政要进行了争论，宋美龄更是全力劝阻主战派轰炸和进攻西安，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明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学良之处罚，余殊决措置太骤；而于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之余地，认为其不缓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在与何应钦等主战派争辩时，她激愤地说：“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余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经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生罹兵燹之灾……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她还召集黄埔系军官训话，讲清形势。她排除主战派干扰，派端纳14日赴陕联络，探明情况。当16日主战派准备“讨伐”时，她通过端纳说明南京形势，使蒋介石向何应钦下达停止轰炸三天的手令。而19日暂停轰炸期到时，宋氏兄妹顶住主战派的“讨伐”声浪，力主和谈，并由宋子文提出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迫使主战派将轰炸期再次展延，争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时间。
    而从张学良这方面看，尽管事变后近10天的国内外反应、整个局势与其发动事变的初衷有一定距离，南京政府的主战派又虎视眈眈要进攻西安，但宋氏兄妹的来陕将极可能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迅速变为现实，这与张学良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的初衷是相符的。因此在中共中央于21日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正式提议修改张、杨的八项条件时，张学良先是不同意删去要求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抗日救国”和“立即召开救国会”等几项；随着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开始，周恩来代表张、扬提出停战撤兵、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召开救国会议等六项条件，宋子文表示同意，乃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放蒋。周坚持撤兵和先释放爱国七君子。特别是23日晚张学良收到中共中央关于保持第三者立场、希望暂不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电报，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和杨虎城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二十三日十二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2天中张学良变化之大，从诸多条件到只要两宋担保、蒋下令撤兵即可，有论者认为：“使张学良有必要改变刚刚取得的谈判成果和他们已经确定了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条件，只有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能够对张学良等形成较大的冲击。因为，既然中共中央不同意公开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继续坚持要蒋同意成立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自然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既然中共坚持站在第三者立场、坚持事件的和平解决，不大愿意公开地建立西北三位一体的政治军事组织，而如今，和平契机又处于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主战派磨刀霍霍，准备于12月25日限期后继续进攻、轰炸陕北），有什么必要纠缠于一两条具体承诺而使自己背上战争的罪名，把和平的旗帜交给他人呢（如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63-364页。）